伦敦成为全球性金融中心

英国日益成熟的金融机构与各类市场的组合，形成一套顺畅的运行机制，使伦敦能够发挥世界金融中心的作用，而这套运营机制的关键是银行。由于英国银行体系的专业化，这些银行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化特征。伦敦清算银行在全国范围内吸收存款，以隔夜贷款的形式向贴现行提供现金，它们对已经由商人银行承兑的交换票据进行贴现，满足其各种支付。这些交换票据的受益人（批发性交易商、商人和实业家等）再将他们通过票据贴现所得到的流动资产存到清算银行，形成货币市场的资金环流。英格兰银行高居于这些机构之上，保证国家的黄金储备，是整个体系顺畅运行的基础。商人银行专门代表外国公司和政府发行证券，面向主要由个人储蓄者构成的公众以及机构投资者尤其是保险公司和投资信托，英国和外国的银行以及股票经纪商、金融公司也参与为发行这些证券组织的辛迪加。这些证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交易，国际资本市场顺畅运行。同时，伦敦货币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之间又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清算银行及伦敦的外国银行向证券经纪商和证券投资者提供短期证券贷款，而国际资本市场又为银行暂时闲置的资金提供了极佳的有报酬运用机会。

其他重要的金融中介包括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在资本市场中日益重要的保险公司，以及其他将英国居民的储蓄融通到海外的金融公司尤其是投资信托。除了这些机构和公司，伦敦城还有许多其他大大小小的私人商号：商人、股票经纪人、保险经纪人、套利者和各种商品市场中的掮客、特许会计师和律师。他们都聚集在一平方英里多的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并一直保持着对政府的独立性。而且这种独立性延伸到所有机构，包括承担有公共性质任务的机构如伦敦证券交易所或英格兰银行，独立于英国首都的其他部分。

伦敦城运行的脉搏随这里种类繁多的市场的节奏而跳动，突出的是伦敦证券交易所、黄金市场、波罗第海交易所（专门从事船只包租）、伦敦金属交易所（铜、锡、铅、锌和白银商品市场）。伦敦城也是众多大型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如航运公司、铁路公司，更不用说那些在海外设立主要由伦敦城提供融资的公司总部，如北美的铁路公司或南非的黄金与钻石矿山公司。因此我们可以说伦敦城体系的专业化及其互补性和深厚的整体性在支持着它自己的成长。

虽然到19世纪中期伦敦已经是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但它那时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英国经济的规模和成功，国内业务仍然是伦敦城的主要业务，伦敦城由于英国自身贸易、金融和企业的全球性而非对其服务的世界性需求成为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以英国政府债务的交易为主导，而伦敦货币市场则主要是处理英伦三岛内的储蓄收集与分配，在伦敦城发生的国际金融交易中许多也是由于为英国自己的进出口提供信贷的需要以及英国富裕投资者购买外国证券的需要而产生的。但是，19世纪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期里，伦敦城确实已经是国际性强于国内性，更多是针对国际而非国内的金融需求。如《经济学家》在1911年指出的：“伦敦城经常是更关心墨西哥所发生事件的进程而非米德兰发生了什么，更受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罢工而非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困扰”。

从长期资本流动的角度看，据估计，1865～1914年有41亿英镑或平均每年8200万英镑以债务证券的形式从伦敦流到外国。虽然多数所涉及的资金来自英国投资者，但这类发行也吸引外国投资者，外国投资者或是直接地认购新发行，或是间接地通过外国银行和中介体的伦敦分支购买。另外，英国投资者也大量购买在其他金融中心发行的外国证券，尤其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的证券，也向外国投资者出售原来在英国持有的证券。例如，19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银行（Imperial Ottoman Bank）和奥斯曼帝国的国债就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阿姆斯特丹的投资者之间流动。外国账户上的新发行数据显示，1865～1914年有持续的通过伦敦向150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从美国的8.36亿英镑到希腊的1930万英镑。在这个时期，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导向发生明显的转变，从欧洲国家政府和公司的证券发行地转变为受世界各地借款人欢迎的证券发行地，尤其是要建设铁路的地方。反过来，伦敦城也形成了可以用来处理这些发行的专业经验、联系网络、企业和市场，而不论发行的目的、规模或特征。伦敦城以商人银行为代表的投资银行界尤其庞大而且是世界性的，有各类型国际金融的专家。这些公司发行的证券在当时世界最大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也广受欢迎，其交易大厅是来自世界各地各类型证券的市场。这些对外资本的流动不仅对伦敦城作为全球性金融中心在其外向性道路上的发展有贡献，而且在其资本回流的发展上也有贡献。每笔对外贷款或投资都产生利息或红利形式的收益，据有关研究者的估算，不包括偿还量并假设每年5% 的收益率，1914年前的50年期间估计有34亿英镑从150个国家流回英国，平均每年6800万英镑。例如在欧洲内部，伦敦城从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收到稳定的利息支付和赎回资本流，然后再将新贷款导向其他国家如俄国。1865～1914年英国从欧洲实际收回的资金比投资的多7800万英镑，而流向北美的资金则比收回的多3.64亿英镑。

由于资本的流出与回流，1880～1914年伦敦城开始充当着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大众富有投资者与世界其他地方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之间的管道，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处于关键的中枢地位。一方面，它拥有处理任何国家或公司借款要求的能力，因此而与世界各债务国联系紧密，尤其是需要开发性资本的新兴经济体；另一方面，伦敦城也与世界债权经济体关系紧密，接受持续的资金流入并为他们提供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新投资的机会。结果，不论英国本土投资者的活动如何，世界上除了伦敦没有别的金融中心处在如此有利的位置，能够处理不论来自何方流向哪里的国际资本流动。法国的兴业银行1914年以前就是通过其伦敦分行处理本行的许多国际投资业务，虽然其总部设在巴黎。(www.xing528.com)

伦敦城作为全球性金融中心的地位并不仅仅取决于它在引导世界性资本流动中所起的作用，它还是国际货币流动的中心。早在19世纪中期以及现代通信系统发展之前，伦敦就已经在国际支付体系内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由于19世纪之初伦敦就已经有当时世界最大的港口，有着世界最大量的进口、出口和再出口流动。商人银行安排进行这类交易的支付，并通过其联系网络从国外收到款项。类似的网络在英国本土也发展了起来，但时间更早一些，而且是用于联结日益一体化的本国货币市场中储蓄的供给与需求。国内与国际货币流动中心的有机联结又开辟了在伦敦有报酬地使用闲置资金的可能性。由于伦敦在国内和对外贸易中处于中心地位，以那里为基地的商人需要在最终销售前借入期限为1～3个月的资金来支付货款。反过来，所发生的借款与贷款的连续性质以及所涉及的巨大金额，导致了伦敦货币市场的发展。它能够使用或供应任何金额、任何期限的资金，因此货币就由英国各地流入伦敦，因为只有在那里这些钱才能被有报酬地使用而不是在银行金库和个人的保险箱里闲置。

自19世纪中期，越来越多的外国银行开始在伦敦开设分行，外国银行总部通过这些分行或者运用自己的闲置资金或者在需要时从货币市场借取资金。同时还有不少英国海外银行的伦敦总部不仅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而且还在伦敦货币市场借款和放贷。结果，伦敦城就成了英国银行、英国海外银行和外国银行这个网络的原子核，它们使用伦敦城的设施既是为了代表客户进行国际结算的方便性，也是为了利用这里所提供的借款与放贷的机会。

同时，国际货币市场还有另一个方面即银行之间存在的代理行系统，与伦敦的银行联结在一起形成中央清算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由中枢、条辐和边圈组成的轮子。中枢是为全世界流入和流出的支付进行配对所必需的设施，是货币市场的经纪商和交易商。条辐提供中枢与世界各地的银行和银行家之间的联系，沿这些条辐流动的是关于那些必须进行的支付的指令和信息。如果业务的规模表明确有必要，条辐可以在中枢以分行甚或总部的形式设立终端，否则条辐与中枢之间的联系就会通过代理行联系到一家已经在中枢有总部或分支的银行。由伦敦城发散出的代理银行网络比外国银行或者英国海外银行在伦敦设立的分行要广泛、密集得多。以1912年为例，世界各地共1132家银行通过代理行联系在伦敦保持着出现，它们与那些在伦敦有经营机构的银行建立了正式的安排，而伦敦的银行则向被代理行的存款支付利息，作出、接受支付承诺，并充当其在伦敦的金融交易代理。因为如此多的其他银行都有与伦敦的关联，一家外国银行通过建立与伦敦的关联就可以进入到世界支付体系。

由于伦敦城占据着全球经济支付中心的优越地位，其发育充分的货币市场为闲置资金提供了运用的机会，世界各地的银行认识到伦敦具有使其暂时闲置的资金在收益更高的用途出现之前得到运用的机会，他们也认识到可以在伦敦为融通暂时的不平衡而借入短期资金。到19世纪后期，来自世界各地的银行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伦敦货币市场操作，形成一种在伦敦换手的连续的短期资金，一个贷款人收回资金就会有另一笔可用资金来匹配。伦敦货币市场在为这些短期资金找到用途方面越好越有效率，世界各地的银行与伦敦建立联系以使其闲置资金得以运用的必要性就越强。同时，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具有向长期证券投资者发放短期贷款的能力，也使伦敦成为日益有吸引力的可在其中筹借资本的金融中心。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伦敦城作为全球性金融中心的发展已经脱离了英国本身的世界最重要贸易国和国际投资国的地位。同时，许多坐落于伦敦的机构以及它们运行其中的市场，不再依赖于在其中地位突出的英国的业务。这种完整运行机制基础上的全球性也是伦敦在英国饱受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后依然能保持优势地位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