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贷款与私人银行家的政治角色：欧美金融发展历程

在19世纪的前大半个世纪里，私人银行的一项主要业务是国家贷款业务。主权国家借款有两种途径：一是直接发行政府债券由公众认购，二是通过私人银行或私人银行联合体的中介间接发行。只有那些享有良好信誉的国家才能使用直接发行，而信誉度差一些的国家则需要私人银行的斡旋和担保。即使信誉良好的国家也经常把债券发行的技术工作交给一家或几家私人银行以获得更大程度的便利。19世纪中期以前，一般由一家私人银行操作国家贷款发行，以一定的折扣率接受总借款金额即包销，或至少保证借款国一个最小的发行额即尽职代销，发行银行将债券以各种面额投放到市场。

19世纪前20年里，巴林银行与霍普银行紧密合作，是当时欧洲列强最大的金融家，1819～1820年期间被罗斯柴尔德家族超越，但直到19世纪中期巴林银行一直是英国和美国政府债券的主要发行银行。法国在发行国家贷款时，由巴黎罗斯柴尔德银行与巴黎的其他私人银行协作进行，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或以罗斯柴尔德、或以其竞争对手为主导。在拿破仑战争之前，奥地利政府的主要金融家是法兰克福的贝特曼银行，战争之后这家银行的地位就被1816年成立的维也纳罗斯柴尔德银行取代。普鲁士主要使用贝特曼银行、美茨勒银行与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服务。俄国的贷款由霍普、巴林斡旋，以后由柏林的银行家安排。

私人银行在这个操作中得到的利润由两部分构成：首先是佣金，即债券发行的技术执行报酬；其次是基于折扣率的利得，即接受贷款时的折扣率与向公众募集贷款时的折扣率之间的差额。所有的债券都以折扣价发行，但借款国不仅要按贷款的全部名义金额支付利息，而且要全额赎回。高负债的国家信誉度低，就不得不接受低的发行价格，以较大的折扣率发行（约70%～80%），其中包含了债权人的风险补偿。这些国家包括当时的西班牙、意大利城邦国家、奥地利王朝（直到19世纪60年代）、奥斯曼帝国和后来的巴尔干国家。私人银行家经常利用政府的困境在政府债券发行中牟取超常的利润。拿破仑战争期间，由于长期的战争、国家债务的膨胀以及英格兰银行1798年开始停止银行券兑换为黄金，英国政府的信用度大幅度降低，而政府又急于用钱，因此就不得不接受商人银行家提出的苛刻发行条件。如1800年英国政府与巴林银行和两家小银行谈判筹措2050万英镑贷款，按发行的条件，政府每收到100英镑就要发行超过157英镑的债券。1793～1816年英国政府在各种商人银行联合体帮助下所募集的贷款总计9.11亿英镑，而实际得到的资金仅5.9亿英镑，约3.21亿英镑以折扣和佣金的形式进入了商人银行家的腰包。

盈利是私人银行家接受国家贷款的激励，但不是唯一的动力。许多国家贷款从一开始对私人银行家就是一笔糟糕的业务，只能保证最低的收益率甚至根本就没有利润；他们接受业务只是为了与重要的政治家或王朝建立联系，也是为了广告宣传，以通过这种联系表明其自身的金融实力，也有助于获得其他有利润的业务。犹太人银行家，特别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利用他们作为债权人所发展起来的政治联系来改善犹太人的地位。那不勒斯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卡尔为教皇统治的城邦国家安排了几笔贷款，回报是受到教皇（Pope Gregor XVI）的册封（Order of Redeemer），他还成功地说服教皇（Pope Pius IX）允许意大利城邦国家的犹太人不参加每周一次的基督教布道。1835年，维也纳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所罗门说服他的主顾奥国首相梅特涅允许犹太人购置房地产。但是这种成功的干预并不能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力的证据，因为虽然社会地位的改善对于犹太人很重要，但是非犹太人精英所做出的让步与他们从犹太人金融家那里得到的利益根本是不对称的。(www.xing528.com)

由于银行业家族都是属于上层社会，而且经常上升到贵族阶层，私人银行家的后代经常像其他富有和受尊重的家族的后代一样成为高级行政官员。巴林家族的弗朗西斯·托恩比尔（Francis Thornbill）多次出任财政秘书，并在拉塞尔的自由党内阁（1849～1852）中成为海军部长。他的儿子在帕默斯顿任首相时期出任过若干政府职务。巴林家族在政界最出名的是艾弗林（Evelyn），1883～1907年出任英国驻开罗的总领事，是当时埃及的实际统治者。第一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已经成为英国犹太人社区的领袖，1858年纳桑的儿子兰纳尔成为第一位犹太人议员，兰纳尔的儿子在1885年成为第一位犹太人上议院议员。

在19世纪，有较高政治地位的银行家经常是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他们参与所在国家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斗争。在法国，私人银行家最初欢迎1814～1815年的波旁王朝复辟，但是皇家政府的官僚作风又使他们对波旁王朝大为不满，他们中的许多人作为自由派代表通过大选进入议院。佩雷格银行的首脑拉菲特（Laffitte）就是自由党反对派的发言人，在1830年的7月革命中拉菲特的宅第成为活动的中心，革命后行使临时政府职能的“八人委员会”中有三人是银行家。由于拉菲特的号召力，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被拥立为新国王，拉菲特当上了总理和财政部长。在1830～1848年的“七月王朝”时期，上层资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精英私人银行家掌握着政治权力。第二拿破仑帝国的主要政治家中也有私人银行家，如富尔德－奥本海默（Fould-Oppenheim）银行的合伙人阿齐利（Achille Fould）。他在1848年革命后成为路易·拿破仑的死党，并于1849年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在19世纪50年代拿破仑三世时期任国务部长。不过，私人银行家族的后代出任政府高官或成为政治人物并不能证明银行家具有左右政治局势的特殊政治影响力，只能是在他们自己身处高位时或者是参与他们提供融资的政治事件和事件发展时有一定政治影响。

关于私人银行家与欧洲战争之间关系的问题，许多研究者倾向于认为，私人银行家的利益不是任何欧洲战争爆发的推动力量，相反，银行家需要和平，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所失远大于所得。从历史的证据看，战争所带来的即使不是国家破产也会是货币贬值。为了分散国家贷款的风险，私人银行家通常不将其放贷业务局限于一个国家，他们必定要与若干个政府打交道，高度重视债务者的经济是否繁荣和其清偿力。他们所考虑的不是急于采取一定的政治行动，而是尽可能保持欧洲列强之间的均衡与和平，这对于他们是最有利可图的形势。而且根据哈佛大学历史系弗格森教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的研究，私人银行家的金融力量对于维持19世纪相当长时期内尤其是上半期欧洲列强的力量均衡是有作用的。1815年到1853年爆发克里米亚战争前的时期，是欧洲最和平的40年，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辉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