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档案馆制度的微观设计及对策研究

公共档案馆制度的微观设计主要是指各公共档案馆依托国家法律法规和档案行业的基本规范与标准，制定出适合具有本馆特色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主要涉及档案馆行政管理制度、人事录用与考核制度、服务流程与基本规范等内容，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与档案利用者息息相关的服务流程与基本规范，这直接涉及公共档案馆的每一个岗位和服务细节，是践行公共档案馆精神与服务理念的基本保障制度，也是整个公共档案馆制度体系中对外部环境变化最为敏感的部分。易向军、李蔚蔚在论及公共图书馆制度设计时就曾指出：“只有当微观层面的规则完善，受限于中观（行业规范）和宏观（法律法规）图书馆制度时，才会触发高层制度的变革，从而促进整个图书馆事业的长期发展。”^[61]这对于公共档案馆的制度设计工作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从国内学者访问欧美公共档案馆的经历看，方便快捷的办证手续、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简洁易懂的查档规则、兼顾隐私与公共利益的阅览环境、多元的支付手段等服务细节往往会给利用者留下深刻的印象。2010年11月，青岛市档案局潘积仁等人去英国国家档案馆查档时，认为该馆建筑和服务空间的设计方面“既非常重视档案的安全，也千方百计为利用者提供方便”^[62]。2012年4月浙江大学方新德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查档期间，对馆内人性化的设施和布局有了直观的认识，并特别提到了该馆阅览证的登记办理方式，即英国国家档案馆专门编制有一个程序，初次来馆的利用者除了输入个人基本信息外，还要阅读该馆的档案利用注意条款和用户隐私政策，然后再进行文献保护知识的测试与学习，有助于利用者提前掌握档案借阅与阅览的基本规则，通过测试后才能完成登记手续^[63]。目前，英国国家档案馆为了更好地方便利用者参观、查档，在开放时间方面也作了调整，即从原来的周一至周五开放改为周二至周六开放，其中周二、周四开放时间为早上9点至晚上19点，其他三天均为早上9点至下午17点^[64]。微观层面的公共档案馆制度设计虽然比较琐碎，但由于它直接面对档案利用者和档案工作者，因此设计切实可行的微观制度规范，就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积极开展内部管理规章和服务制度的创新，制定和完善岗位职业道德规范，梳理档案利用者和档案工作者的权、责、利，使以往对档案利用者和档案工作者的各种不合理限制得到有效的约束与规避，使档案利用者和档案工作者都能在科学合理的制度规范下高效、合理地实现自身的目标及任务，进而促进公共档案馆制度体系的健康、持续发展与创新。

总之，公共档案馆制度设计需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整体推进才能达到真正的效果。宏观设计是基础和前提，中观设计和微观设计必须在宏观设计的要求和安排下进行，公共档案馆制度的微观创新都无法避开国家法律与行业规则的限定。中观设计具有很强的衔接性，可以使微观设计和宏观设计形成有效的互动。微观设计是宏观设计和中观设计具体化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弹性和可拓展性。从三个层面对公共档案馆制度进行不断反思、创新和设计，形成契合社会发展与时代需求的制度保障，公共档案馆才能更好地履行其社会职责，提升社会档案意识，从而更好地拉近档案馆与公众的距离。

【注释】

[1]节选自中国现代诗人陶里于1982年6月所作《过澳门历史档案馆》一诗。参见陶里《过澳门历史档案馆》，载黄晓峰编《神往——澳门现代抒情诗选》，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1页。

[2]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档案馆本身就具有公共档案馆的属性。因为根据公共档案馆成立的基本要素看，“档案馆是由国家和政府设立并管理、档案资源属于国家和社会全体公民并为全体公民所共享”，这在我国的国家档案馆已经具备。因此，从逻辑关系和转型内涵看，“从国家档案馆或综合档案馆向公共档案馆转型”的提法和认识是需要被否定的，档案馆公共性建设更符合当前的中国实际。参见聂二辉《过程还是结果？——档案馆转型的现实思考》，《档案学通讯》2016年第1期。

[3]《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6—1957（第三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207页。

[4]同上书，第205页。

[5]《县档案馆工作暂行通则》，《档案工作》1960年第4期。

[6]《省档案馆工作暂行通则》，《档案工作》1960年第4期。

[7]《全国档案馆设置原则和布局方案》，国家档案局网站（http：//www.saac.gov.cn/xxgk/2011-12/22/content__12482.htm）。

[8]《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中国档案》2014年第5期。

[9]傅荣校：《〈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的理论思考》，《档案学研究》2015年第1期。

[10]李明华：《在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国档案》2018年第1期。

[11]中国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National Data）（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12]李明华：《在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国档案》2018年第1期。

[13]薛匡勇：《档案馆品牌与档案馆外在形象塑造研究》，《浙江档案》2010年第4期。

[14]杨冬权：《做好新形势下档案工作、建设档案强国的纲领性指导文献——学习〈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体会》，《中国档案》2014年第5期。

[15]陆江：《试论档案馆形象的塑造》，《上海档案》1996年第1期。

[16]程结晶、朱松涛、彭小芹：《档案馆形象塑造现状的调查分析》，《档案学研究》2012年第6期。

[17]胡燕：《我国档案馆尚未走向公共的实证分析——基于六省、市城市居民的调查数据》，《档案学研究》2015年第1期。

[18]王巧玲、谢永宪、孙爱萍、李晨：《国家综合性档案馆公众形象实证研究——基于北京地区的问卷调查》，《档案学通讯》2015年第2期。

[19]张聪：《网络新闻中公共档案馆媒介形象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5年，第34—46页。

[20]陈永生：《档案可供利用情况的数据分析——档案充分利用问题研究之一》，《档案学研究》2007年第3期。

[21]陈永生：《档案开放利用情况的数据分析——档案充分利用问题研究之二》，《档案学研究》2007年第4期。

[22]陈永生：《档案已供利用情况的数据分析——档案充分利用问题研究之三》，《档案学研究》2007年第5期。

[23]陈永生：《档案可供利用情况的数据分析——档案充分利用问题研究之一》，《档案学研究》2007年第3期。

[24]傅荣校、余恺辛：《我国档案开放程度研究——基于Z省11市级综合性档案开放程度的实证分析》，《档案学研究》2015年第5期。

[25]同上。

[26]孙大东、高旭：《我国档案馆尚未走向公共的深层次原因分析》，《档案学通讯》2013年第1期。

[27]具体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的相关内容。

[28]冯惠玲：《开放：公共档案馆的发展之路》，《档案学通讯》2004年第4期。

[29]胡鸿杰：《档案与文化》，《档案学通讯》2004年第5期。

[30]《深圳经济特区档案与文件收集利用条例》，《中国档案》2002年第8期。

[31]金松：《深圳市档案中心的建设与思考》，《广东档案》2007年第5期。(www.xing528.com)

[32]李国庆：《对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的理性思考》，《档案学研究》2007年第1期。

[33]国家档案局：《国家档案局关于印发〈国家基本专业档案目录（第一批）的通知〉》，国家档案局网站（http：//www.saac.gov.cn/xxgk/2011-10/14/content_14221.htm）；国家档案局：《国家档案局关于印发〈国家基本专业档案目录（第二批）的通知〉》，国家档案局网站（http：//www.saac.gov.cn/xxgk/2011-11/07/content_14220.htm）。

[34]张晶晶：《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上海民生档案工作远程服务创新纪实》，《上海档案》2015年第1期。

[35]施雯：《上海浦东新区民生档案服务“三级跳”》，《中国档案报》2016年10月24日第2版。

[36]卜鉴民等编著：《改制企业档案管理实践与创新》，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7—171页。

[37]陈鑫、卜鉴民、方玉群：《柔软的力量——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抢救与保护丝绸档案纪实》，《中国档案》2014年第7期。

[38]彭聚营、陈鑫、卜鉴民：《宋锦样本档案开发工艺走上APEC舞台》，《中国档案》2015年第1期。

[39]F.杰拉尔德·汉姆：《档案边缘》，刘越男译，《山西档案》1999年第1期。

[40]《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6-12/25/content_2004880.htm）。

[41]《〈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修改草案（送审稿）》，《中国档案》2016年第7期。

[42]潘玉民：《公共档案馆，你到哪里去——兼论社会发展与档案馆社会化》，《浙江档案》2005年第6期。

[4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中国档案》2014年第5期。

[44]郭红解：《论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准备》，《档案学通讯》2008年第8期。

[45]李国庆：《对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的理性思考》，《档案学研究》2007年第1期。

[46]傅荣校、余恺辛：《我国档案开放程度研究——基于Z省11市级综合性档案开放程度的实证分析》，《档案学研究》2015年第5期。

[47]国内学界对公共档案馆制度的构成体系持有不同的看法。吴广平认为，公共档案馆制度只涉及档案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外部制度，而不包括一般的档案馆内部管理制度（参见吴广平：《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的制度困境及对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11年，第10—11页）。郑慧玲认为档案馆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文化体系，是一种制度，对档案馆制度研究不应局限于档案馆的具体业务活动，而应放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大环境来全面考量，“现代档案馆的出现，意味着一种现代信息公平制度和信息保障制度的建立”（参见郑慧玲《试探从制度角度研究档案馆》，《山西档案》2003年第3期）。郑的观点实际上认为档案馆制度应包括档案馆内部的制度元素。周林兴对郑的理论进一步提升后指出，公共档案馆的制度建设必须从宏观制度、中观制度和微观制度三个层面同时推进（参见周林兴《公共档案馆的制度视域研究》，《档案》2011年第4期）。本书主张采用广义上的公共档案馆制度，从三个层面对其进行界定和分析。

[48]陈忠海：《公共档案馆理论研究评析》，《档案学研究》2010年第1期。

[49]《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全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11/04/content_2031427.htm）。

[50]周林兴：《公共档案馆与制度公正——关于公共档案馆的制度视角研究》，《北京档案》2005年第8期。

[51]吴广平：《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的制度困境及对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11年，第10页。

[52]《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2018］6号）》，2018年3月24日，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3/24/content_5277121.htm）。

[53]《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的通知（国发［2018］7号）》，2018年3月24日，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3/24/content_5277123.htm）。

[54]迈克尔·库克：《档案管理——中小型机构和地方政府档案机构实用手册》，朱国斌、李宪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55]王萍、丁华东：《论体制外档案资源的构成与特点》，《档案管理》2012年第4期。

[56]王萍：《基于文化认同视角的体制外档案资源建设思考》，《档案学通讯》2013年第1期。

[57]冯雪、王英玮：《全局性档案管理体系与参与式档案管理模式研究——基于英国社群档案管理经验的思考》，《浙江档案》2017年第1期。

[58]《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中国档案》2014年第5期。

[59]Archives and Records Association，Vision，Mission，Business Plan（http：//www.archives.org.uk/about/vision-mission-business-plan.html）.

[60]樊树娟：《英国首批认证的档案服务公布》，《外国档案》2014年第1期。

[61]易向军、李蔚蔚：《论公共图书馆的制度设计》，《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5期。

[62]潘积仁：《到英国查阅档案资料：见闻与感悟》，《中国档案》2011年第2期。

[63]方新德：《英国国家档案馆见闻》，《浙江档案》2014年第3期。

[64]The National Archives，Standard Opening Times（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