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模式：工商档案管理中心的成功运作与发展路径

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是苏州市档案局（馆）下属的专门保管、整理与开发国有改制企业档案资产的公共档案机构，其成功运作体现出我国地方公共档案馆建设与发展的新模式——“苏州模式”。苏州是蚕桑丝绸的重要发源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苏州丝绸企业和单位在技术研发、生产管理、营销贸易和对外交流过程中直接形成了大量由纸质文图和样本实物组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即丝绸档案。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丝绸业进入整体低迷状态，大量国有丝绸企业濒临破产或重组的命运，而产权制度改革后，原有国有丝绸企业的档案资源如何处置就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2002年苏州市政府在原市属纺织、丝绸等六个工业系统和四个企业集团的基础上成立了苏州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工投”），对市属工业系统的国有（集体）资产进行经营管理，苏州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工投”合作对市属国有改制企业档案进行集中管理，并根据1998年由国家档案局等四部委联合印发的《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暂行办法》，先后制定了《苏州市国有破产企业档案处置暂行办法》（2003年）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市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产权制度中档案处置工作的意见》（2004年），成立“工投”档案管理中心（2004年）对包括丝绸系统在内的苏州市属国有改制企业档案资源进行集中管理。“工投”档案管理中心于2008年改建为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并在2012年正式纳入国家综合档案馆体系。^[36]

苏州探索出的从“工投模式”到“苏州模式”的国有改制企业档案资源管理模式，抢救和保留了大量破产丝绸企业的档案资料，为近现代苏州丝绸档案作为一个整体品牌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但这些档案与当时集中接收的苏州市其他工业系统所遗存的近现代工商历史档案一样，处于待开发的状态。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苏州市丝绸产业振兴发展规划”的出台，将各丝绸企业保存的“碎片记忆”整合成反映近现代苏州丝绸产业发展史的“整体记忆”成为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发展的重要契机。从2012年开始，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对接收进馆的200多万卷民族工商业档案进行全面梳理，整合了以苏州东吴丝织厂、光明丝织厂、丝绸印花厂、绸缎炼染厂等为代表的41家原苏州市区丝绸企事业单位的28172卷、近30万件丝绸样本档案，既有稀有的用于制作英国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订婚礼服的真丝塔夫绸，又有民国时期的风景古香缎和漳缎祖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绸缎样本、“文革”时期出口的绸缎样本等，涵盖了纱、罗、绫、绢等14大类织花和印花样本，呈现了绸缎设计、试样、生产及交流的全过程，这些完整而系统的丝绸档案成为苏州丝绸产业发展史的实物见证^[37]。近现代苏州丝绸档案的抢救与整理，使得单一企业的碎片化丝绸记忆汇聚成展现苏州地区丝绸文化演变的整体记忆，并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先后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4年）、《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2016年）和《世界记忆名录》（2017年），印证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至理名言。近现代苏州丝绸档案是苏州地区长期传承下来的历史文化财富，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而外销丝绸产品所遗存的样本，则融入了大量的国际元素，反映了国际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档案的最终价值在于利用，而不是躺在库房里做睡美人。”秉持这一理念，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创办了“中国丝绸品种传承与保护基地”，以“档企合作”的方式，与多家丝绸企业合作建立“苏州传统丝绸样本档案传承与恢复基地”，通过提供档案中的丝织品样本和技术资料，借助丝绸企业的专业化研发和生产设备，不仅复原了传统的丝绸制作工艺，还能为新的丝绸产品研发提供创意。2014年11月，从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馆藏档案中“复活”的宋锦登上APEC舞台，参加APEC会议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及其配偶身穿由苏州宋锦制成的中式礼服，成为会议上的中国符号^[38]。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依托馆藏丝绸样本档案，与企业合作，使宋锦古老的技艺获得新生，成功“复古”并实现产业化生产，使宋锦走入寻常百姓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丝绸工艺及其蕴含的独特文化记忆。通过这一方式，不仅实现了苏州丝绸档案的经济价值，也借助产业化的丝绸产品将苏州传统丝绸记忆融入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利用丝绸档案开发的丝绸新产品被APEC会议、世乒赛、9·3阅兵等重大活动选用，实现了丝绸档案文化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2013年，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提出建立“中国丝绸档案馆”，将吸纳国内外更多的丝绸档案和丝绸文化资源，挖掘和保护我国丝绸历史的文化足迹、弘扬与创新传统丝绸工艺文化。通过征集丝绸档案和弘扬丝绸文化，以近现代苏州丝绸档案为核心的丝绸档案资源将不断丰富，而这一丝绸文化记忆也将“活”起来，成为一个生长的有机体，从而使更多的人能够感知和理解苏州的特色丝绸文化传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企改革及下岗潮一度给无数家庭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这些家庭及群体的生活记忆已成为社会学者重点关注的对象。不过，国企改革带来的国有企业档案资源的归属与流向问题却较少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由于国家公共档案收集政策与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少颇具地方特色的档案资源很难有机会进入档案馆的收藏体系当中。早在1974年10月，时任美国威斯康星州档案馆馆长和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主席的F.杰拉尔德·汉姆就曾指出：“文献只有极小的机会能进入装备精良的档案馆。它几乎像其形成一样快地被销毁，所以必须在它丢失或消失之前将其迅速收集起来。”^[39]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为契机，深入挖掘丝绸档案中的文化元素，将改制企业中面临流失的国家历史档案资源挽救并加以开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表明中国地方公共档案馆及其工作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全国各地的地方特色档案资源保护与开发状况并不令人乐观，不少档案资源尚未处于地方公共档案馆的监督管辖范围之内，但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抢救性地保护与开发近现代苏州丝绸档案的案例启示我们，地方公共档案馆有责任、有义务加强对地方特色档案资源的收集、整理与开发工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这些散落于企业、社会组织甚至个人手中的地方档案文献接收进馆，探索可持续的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建设机制，将地方特色档案资源纳入到国家公共档案资源管理体系中，推进地方特色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地方档案文化和地域记忆的健康传承，激发地方民族文化的创新创造活力，为提高国家的文化自信和档案自信贡献一份力量。(www.xing528.com)

21世纪初期，深圳市各机关由于档案保管压力而形成的创建分散式公共档案保管库的切实需求，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市难以找到合适的用地，因此建立档案集中存储库的设想才进入深圳市政府的视野，而深圳市档案中心从设想到正式投入运营，历时十年。2007年十七大以后民生工作成为国家社会建设的工作重心，五年之后，上海市民生档案远程服务平台就正式投入运营，又过了一年，上海市浦东区档案局（馆）就将“全市通办”升级到“跨省联动”，实现了公共档案服务平台的快速升级换代。2012年，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前一年，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就开始对此前接收进馆的丝绸行业的企事业单位档案进行整理，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通过筹建“中国丝绸档案馆（苏州）”和推动“近现代苏州丝绸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等重大工作，提升了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的知名度和社会形象。它们成功的共同点，就在于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或地方政策来挖掘自身馆藏优势和服务优势，从而拉近了档案馆与普通民众的距离，这也说明在现有体制机制下，只要能够充分、合理地利用公共政策中的利好因素，中国的公共档案馆建设依然具有相当的发展空间。

当然，我们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档案馆面临着诸多困难，如档案馆经费投入增多但各地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平衡，档案馆馆藏量稳步增长但能面向社会开放且能吸引公众注意力的特色馆藏仍有待挖掘和整合，当前社会档案意识的整体水平以及档案馆公共服务水平与欧美公共档案馆的差距依旧明显。更为关键的是，与欧美大部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隶属于文化或遗产部门的体制不同，我国国家各级档案馆在现行体制下很难进入真正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国务院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档案馆已被常态化地与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等机构并列成为公共文化事业机构，但在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这一关键性立法中，第二章第十四条明确指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是指用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建筑物、场地和设备，主要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体育场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农家（职工）书屋、公共阅报栏（屏）、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设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点等”^[40]，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常作为公共服务机构的档案馆却被排除在外，颇为尴尬。此外，在2016年5月国家档案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也没有涉及公共档案馆的条款^[41]。这就意味着近年来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启动的向公共档案馆的转型之路，一时还难以得到国家最高立法层面的有力支撑，要想获得公共档案馆的“名”与“实”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