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公共档案馆的转型与发展成效研究

在政治制度深度变革的大环境下，南非档案界和其他社会各界一道努力，破除种族隔离制度的阴霾，促进了南非档案馆的制度化、开放化发展，并成为南非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政治与民本文化的萌芽发展以及档案馆发展的内外需求使档案馆走上了转型之路。

1.法律体系日渐完善

1994年通过的新临时宪法要求国家在文化和档案方面适度放权，将管理权从中央下放至9个新省。这意味着国家档案馆向中央级公共档案馆的转变，新建9个省级公共档案馆也势在必行。1996年，南非国家档案馆法案通过，依法律规定，一个作为公共服务机构的国家档案馆成立。^[138]至1999年末，姆普马兰加和自由州已通过了各自的档案法，东开普建立了省档案馆，同时其他六个省的法案起草工作也提上了日程。国家档案馆法案和各省档案馆法案明确了档案馆的定义，《推动信息获取法案》明确了公众对公共和私人机构文件的获取权，《法定存储法》规定建立国家电影和声像档案馆。^[139]据档案法规定，南非还设有国家档案委员会，为档案馆和公共文件管理提供广泛的咨询，并与南非遗产资源局协商，将文件遗产纳入国有资产，同时也协助国家档案馆履行职能，同公共保护部门合作调查文件非法销毁行为。逐渐完善的法律体系也使南非档案机构的发展更具保障性、系统性。

2.档案工作不断革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透明化、问责制下的公共服务以及信息公开立法在欧美各国广泛兴起与发展，给南非档案民主化思想的生长带来了春风，对档案鉴定、收集等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1996年国家档案馆正式摒弃谢伦伯格的思想，而以宏观鉴定理论为工具重新审视和制定新的鉴定标准及程序。档案收集也不再只针对社会精英，还开始关注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录。除此之外，公共档案馆不再与私有的收藏机构争抢那些原本更适合他们来保管的档案，这也开创了南非档案收集制度的新篇章。同时，为了弥补种族隔离时期的记忆空白，南非国家档案馆发起了“国家口述史项目”等有影响力的项目，鼓励公众积极参与集体记忆的重建，在不损害口述资料内在档案价值的前提下将口述内容转为物质实体进行保护^[140]。此外，前文提到的各项公共服务的改善和档案开放程度的提高也都促进了档案工作的进步与民主。

3.国际交流更加密切

自1991年加入国际档案理事会后，南非档案界便活跃于各大国际档案组织中。它相继加入了文件管理者和档案工作者协会（ACARM）、国际电影档案馆联盟（FIAF）、国际音频档案馆协会（IASA）、国际文件管理协会（IRMC）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且1997年至1999年，南非国家档案馆担任了国际档案理事会东部和南部非洲分支机构主席。除此之外，大量的国际资助项目在南非开展，如在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的大力资助下，南非西开普大学“马伊布耶（Mayibuye）历史与文化中心”成立了“视听材料保护项目组”，旨在恢复种族隔离时期被忽视的历史记忆^[141]。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南非档案馆走向开放与完善的重要标志。

4.档案教育专业化趋势增强

档案工作者是社会记忆的积极塑造者和社会的记录者，在国家记忆的构建与保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南非档案工作者协会建议将获取大学学位作为档案工作者的入职条件。而在种族隔离时期，档案人员能获得的唯一的专业相关学位即是国家档案馆颁发的档案科学研究生学位。民主南非的曙光为档案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希望。种族隔离结束后，该学位改由南非理工大学授予，并发展成为远程教育资格认证。1994年后，其他院校也纷纷开设档案课程。纳塔尔大学设立了信息学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以适应文件管理需求，维特奥特斯兰德大学将档案课程纳入了本科和硕士阶段的遗产研究项目，南非大学则是将档案学置于信息科学课程中，而比勒陀利亚大学则正在努力探索设立档案学的本科学位。当然，除了专业知识的教学，人类资源、金融、组织发展等方面的学修在档案教育中也越来越重要。^[142]档案教育的发展对提高从业人员素质至关重要，也为南非档案馆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以国际著名学者凡尔纳·哈里斯（Verne Harris）为代表的南非档案学界正不断向世界输出“南非思想”，进一步促进了南非档案著作的繁荣、社会档案意识的提升、学术论辩的活跃，南非档案事业在开放与民主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向我们展现了转型后南非公共档案馆的蓬勃生机。

南非公共档案馆转型是白人政府与黑人群体妥协的产物，也是民主制度战胜种族主义的硕果。转型的成果有目共睹，新的思想、新的探索、新的模式都在这一演进过程中不断涌现。重建档案馆体系的设想的确是振奋人心的，但是完成现有机构的系统化转型和新机构的建设是十分昂贵的。新的档案机构体系要建立九个省级档案馆，九个省级档案委员会和遗产委员会，一个国家档案委员会和一个国家遗产理事会，还要解决电子文件和口述材料的保存等诸多难题，而这些任务都建立在资源不断减少、资金不足、专业人才严重短缺的背景下，其难度可想而知。除此之外，作为“让档案走近公众”的公共档案馆，是否能避免“知识的商品化”？而作为社会记忆的积极塑造者的档案工作者能否为反抗性的记录留有一席之地？^[143]

总体而言，这条转型之路是极具南非特色的，也是充满历史厚重感又充满战斗性的。南非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中所形成的“档案追寻正义”传统，突破了传统档案管理员恪守价值中立的基本原则^[144]，是社会记忆触动民族精神和文化的鲜活范例。尽管南非公共档案馆的转型背景极端而特殊，但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却是共性的。面对时代更迭，任何档案机构和工作者都不可能与强大的社会洪流隔绝，历史、社会和政治框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档案馆的发展路径。而档案工作者应该做的便是“扬”与“弃”，推动体制的改革，机制的创新和观念的革新，让公共档案馆切实地走向民主与开放。

【注释】

[1]［德］阿道夫·布伦内克：《档案学——欧洲档案工作理论与历史》，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油印本1985年版，第56—57页。

[2]黄霄羽：《外国档案工作纵横论》，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75—77页。

[3]同上书，第75—76页。

[4]陈兆祦主编：《三十国档案工作概况》，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184页。

[5]同上书，第184页。

[6]［美］T.R.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黄坤坊等译，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7]王玉珏：《遗产保护体系下的档案立法：法国〈遗产法典（第二卷：档案馆）〉解读》，《档案学通讯》2016年第4期。

[8]［美］T.R.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黄坤坊等译，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9]陈兆祦主编：《六十国档案工作概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10]《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9页。

[11]转引自韩玉梅、张恩庆、黄坤坊编《外国档案管理参考资料》，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12]Judith M.Panitch，“Liberty，Equality，Posterity？：Some Archival Lessons from the Cas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59，No.1，Winter 1996，pp.30-47.

[13]陈兆祦主编：《六十国档案工作概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14]Judith M.Panitch，“Liberty，Equality，Posterity？：Some Archival Lessons from the Cas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59，No.1，Winter 1996，p.45.

[15]转引自李刚《十九世纪法国史学发展与档案文献研究的历史考察》，《档案学通讯》2008年第2期。

[16]Judith M.Panitch，“Liberty，Equality，Posterity？：Some Archival Lessons from the Cas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59，No.1，Winter 1996，pp.30-31.

[17]Carl Ludwig Lokke，“Archiv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31，No.1，Jan.1968，p.34.

[18]Elizabeth A.Stuart，“A Question of Culture：the Usefulness of Study Tours Abroad”，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9，No.2，Apr.1988，p.84.

[19]Jennifer S.Milligan，Making A Modern Archive：The Archives Nationales of France，1850-1887，Ph.D.Dissertation，Rutgers，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May 2002，pp.1-6，307-311.

[20]黄霄羽：《外国档案工作纵横论》，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169页。

[21]中国档案学会对外联络部、《档案学通讯》编辑部编：《外国档案法规选编》，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

[22]［法］玛丽·蓬蒂埃：《集权或分权：法国的选择与地方分权改革（下）》，朱国斌译，《中国行政管理》1994年第5期。

[23]张敏：《法国当代文化政策的特色及其发展》，《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3期。

[24]张敏：《法国当代文化政策的特色及其发展》，《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3期。

[25]王玉珏：《遗产保护体系下的档案立法：法国〈遗产法典（第二卷：档案馆）〉解读》，《档案学通讯》2016年第4期。

[26]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研究司编译：《境外国家和地区档案法律法规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9页。

[27]［法］古斯塔夫·佩泽尔：《法国行政法》，廖坤明、周洁编译，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

[28]凌金铸：《外国文化行政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8页。

[29]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

[30]应松年主编：《英美法德日五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24页。

[31]从英国档案馆的名称上也可以看出自治传统的痕迹：2003年之前，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前身是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而苏格兰档案馆却称为国家档案馆。

[32]Michel Duchein，“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rchiv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val Profession in Europe”，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55，No.1，Winter 1992，pp.16-17.

[33]［美］T.R.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黄坤坊等译，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2页。

[34]陈磊：《英国公共档案馆馆制考（1838—1910）》，《档案学研究》2017年第1期。

[35]甚至到了讨论成立英国公共档案馆的关键时期——1836年前后，不少人包括档案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依然认为国家文件局（State Paper Office）等公共机构保存的历史文件不是档案，并认为存储这些历史文件的最佳场所是大英博物馆。参见John Cantwell，“The 1838 Public Record Office Act and its aftermath：a New Perspective”，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7，No.5，Apr.1984，p.277。

[36]Alex Charles Ewald，F.S.A.，Our Public Records：A Briefly Handbook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London：Basic Montagu Pickering，1873，pp.10-13.

[37]陈磊：《英国公共档案馆馆制考（1838—1910）》，《档案学研究》2017年第1期。

[38]这一时期，《公共档案法》作了两次修订。1877年的《公共档案法》建立了公共档案的定期移交与销毁制度，规定1715年为档案的禁毁年限。这是公共档案馆副馆长首次拥有销毁档案的权力。1898年修订的《公共档案法》则将禁毁年限上溯至1660年。参见Elizabeth Shepherd，Archives and Archivists in 20th Century England，Farnham ＆ 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9，p.25.

[39]R.B.Wernham，“The Public Record Office，1838-1938”，History，Vol.23，No.91，Jan.1938，pp.231-235.

[40]Elizabeth Shepherd，Archives and Archivists in 20th Century England，Farnham ＆ 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9，pp.22-23.

[41]管卷大臣原是大法官法庭档案保管人的头衔。

[42]英国档案史研究专家伊丽莎白·谢泼德认为，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英国中央政府对公共档案只保持了“周期性的兴趣”，政府并未充分意识到档案与文件管理活动对政府和司法系统的运行、经济增长、国家事务或国际关系以及其他关键性政府事务的重要价值，从而难以在立法和政府财政方面获得支持。参见Elizabeth Shepherd，Archives and Archivists in 20th Century England，Farnham ＆ 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9，pp.41-42.

[43]主要内容包括：政府部门有责任选择并向公共档案馆移交值得永久保存的档案；档案馆应当负责对此过程进行指导、协调和监督；档案馆的领导职责应由管卷大臣移交给一位大臣；大多数档案应当经过初次和二次的两次审查，以决定是否留存；除非有特殊规定，档案应当在形成满30年时向档案馆移交并在满50年时向公众开放查阅利用；每一部门应当指定一名部门档案官，负责其档案从形成到初次审查，直到销毁或移交档案官的全过程，并向机构负责人报告；档案馆应当指定一名档案行政管理官员，并辅以一定数量的视察官员，履行档案管理职责；影片、照片及录音应当作为公共档案。参见王岚《英美档案立法的历史与启示》，载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研究司编译《境外国家和地区档案法律法规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代序。

[44]王岚：《英美档案立法的历史与启示》，载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研究司编译《境外国家和地区档案法律法规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代序。

[45]相关数据显示了这一时段的成就：1960年，公共档案馆只能向公众开放1909年前的档案，到1966年，1922年之前的文件向公众开放，而到了1967年，20世纪30年代的档案也开始解密。1927年，20世纪形成的档案仅占馆藏总量的1%，而到了20世纪60年，这一比重就增长到了30%。与此相对应的是，公民因个人兴趣而去公共档案馆查阅档案的人数有大幅度的提升。参见Elizabeth Shepherd，Archives and Archivists in 20th Century England，Farnham ＆ 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9，p.85.

[46]John Cantwell，“The New Style Public Record Office 1992：The Transition from the Old Order”，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14，No.1，1993，p.39.

[47]Elizabeth Shepherd，Archives and Archivists in 20th Century England，Farnham ＆ 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9，p.25.

[48]王岚：《英美档案立法的历史与启示》，载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研究司编译《境外国家和地区档案法律法规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代序。

[49]Elizabeth Shepherd，Archives and Archivists in 20th Century England，Farnham ＆ 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9，p.25.

[50]Elizabeth Shepherd，Archives and Archivists in 20th Century England，Farnham ＆ 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9，pp.96-106；Margaret Procter，Elizabeth Shepherd，“Writing the Record Office”，Archives and Records，Vol.34，No.1，2013，pp.4-8.

[51]刘显娅：《英国治安法官制度研究：历史、价值与制度安排》，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26页。

[52]E.Doris Mercer，“Local Archives of Great Britain ⅩⅩⅣ.The Middlesex County Record Office”，Archive，Vol.6，No.29，Jan.1963，pp.30-39.

[53]Elizabeth Shepherd，Archives and Archivists in 20th Century England，Farnham ＆ 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9，pp.96-97.

[54]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体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4年，第84—85页。

[55]Elizabeth Ralph，Betty Masters，“Local Archives of Great Britain：ⅩⅣ.The City of Bristol Record Office”，Archive，Vol.3，No.18，Jan.1957，pp.88-89.

[56]Margaret Procter，“English Local Records：Problems and Proposals，1880-1920”，Archives and Records，Vol.34，No.1，June 2013，p.28.

[57]杨威理：《西方图书馆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92—197页。

[58]1899年12月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高度赞扬了图书馆保管公共档案和私人档案的做法，并鼓励私人文件所有者将其文件寄存在图书馆等公共保管机构，从而实现安全保管、方便利用。转引自Margaret Procter，“English Local Records：Problems and Proposals，1880-1920”，Archives and Records，Vol.34，No.1，June 2013，p.32。

[59]1932年的《地方政府法》和1939年的《伦敦政府法》（London Government Act）仅授予了地方政府保存自身档案的有限权力。参见Nicholas Ridley，“The Local Government（Records）Act 1962：Its Passage to Statute Book”，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2，No.7，1963，pp.289-292；W.R.Serjeant，“The Survey of Local Archives Services 1968”，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4，No.4，1971，pp.300-326。

[60]Edwin Welch，“Fifty Years On”，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14，No.2，Autumn 1993，p.16.

[61]Elizabeth Shepherd，Archives and Archivists in 20th Century England，Farnham ＆ 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9，pp.99.

[62]Joan Varley，“Local Archives of Great Britain：Ⅵ.The Lincolnshire Archives Committee”，Archives，Vol.1，No.6，Jan.1951，pp.5-16.

[63]1872年，为了保管当地银行家威廉·索尔特（William Salt）家族的私人收藏，斯坦福郡当地人创建了一家私人图书馆——威廉·索尔特图书馆，并专门成立威廉·索尔特家庭信托基金对此开展日常运营，“二战”期间该信托基金开始接受郡议会的公共财政支出，1947年，威廉·索尔特家庭信托基金会与斯坦福郡议会达成协议，由威廉·索尔特图书馆馆长担任郡档案馆馆长，郡议会和该基金会共同提名郡档案委员会成员及档案馆/图书馆馆长人选。具体参见F.B.Stitt，“Local Archives of Great Britain ⅩⅨ.Record Office Work in Staffordshire”，Archive，Vol.4，No.4，Jan.1960，pp.204-205。

[64]多塞特郡博物馆（Dorset County Museum）自成立开始就注意收集各种档案文件，并在1909年建立了专门收藏反映多塞特郡历史的各类文件的档案室（muniment roon）。1928年该博物馆与“多塞特自然历史与古文物田野考古俱乐部”（Dorset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arian Field Club）合并组建了“多塞特自然历史与考古学会”（Dorset Natural History and Archaeological Society），该博物馆开始受该学会领导，档案文件的收集工作由此有了更大发展，1931年开始被授权收集、整理多塞特郡庄园档案，并在整理与出版庄园档案文献方面受到郡议会的特别资助，从而在地方公共档案事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55年以后，多塞特郡博物馆的档案收藏和基础设施成为郡档案馆的核心组成部分。具体参见Margaret Holmes，“Local Archives of Great BritainⅩⅩⅨ.The Dorset Record Office”，Archive，Vol.7，No.6，Oct.1966，pp.208-210。

[65]Kirsty McHugh，Brian Barber，“Yorkshire archives and a league of gentlemen：the Yorkshire Archaeological Society and record-collecting 1863-2013”，Archives and Records，Vol.34，No.1，June 2013，pp.67-83.

[66]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体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4年，第82—86页。

[67]Margaret Procter，“English Local Records：Problems and Proposals，1880-1920”，Archives and Records，Vol.34，No.1，June 2013，p.29.(www.xing528.com)

[68]Elizabeth Shepherd，Archives and Archivists in 20th Century England，Farnham ＆ 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9，pp.102-106.

[69]尽管许多郡议会创建了档案室（Muniments Room）来保管移交过来的季审法庭档案和郡议会产生的档案，也制作档案目录和索引，但这些档案室既缺少正式员工，也没有开展定期的对外服务活动。

[70]James Francis John Collett-White，“Bedfordshire 1913-2013.The First County Record Office and How it Has Evolved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the First 100 Years”，Archives and Records，Vol.34，No.1，June 2013，pp.112-114.

[71]Ibid..

[72]Elizabeth Shepherd，Archives and Archivists in 20th Century England，Farnham ＆ 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9，pp.11-112；Michael Cook，“Myths of the Golden Age：English Local Offices，1947-1962”，Archives and Records，Vol.34，No.1，June 2013，pp.9-14；Freddy Stitt，“The Post-war Decade 1945-55：The Memoir of a County Archivist”，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19，No.1，Apr.1998，pp.77-78；Oliver D.Harris，“‘The Drudgery of Stamping’：A Physical History of the Records Preservation Section”，Archives，Vol.19，No.81，Apr.1989，pp.8-10.

[73]Freddy Stitt，“The Post-war Decade 1945-55：The Memoir of a County Archivist”，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19，No.1，Apr.1998，pp.77-78.

[74]中国档案学会对外联络部、《档案学通讯》编辑部编：《外国档案法规选编》，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130页。

[75]John H.Collingridge，“Liaison Between Local Record Offices and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in the Light on the Public Records Act 1958”，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2，No.10，1960，pp.451-457.

[76]J.R.Ede，“The Record Office：Central and Local I.Evolution of a Relationship”，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5，No.4，Oct.1975，pp.212-214.

[77]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体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4年，第82—104页。

[78]Ken Harrop，Graham Coulson，Kathryn Ray，Sandra Parker，“Bidding for Records；Local Authority Archives and Competitive Funding”，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23，No.1，Apr.2002，pp.35-36.

[79]1968年，35家郡档案馆馆长有30家向郡书记官呈递报告，而到了1992年这一数量下降到了15。1997年英国“地方政府首席档案工作者协会”（Association of Chief Archivists in Local Government，简称ACALG）的调查显示，36个英国地方公共档案馆成为地方教育、文化遗产或休闲部门的组成部分，而仅有9家保留在地方综合行政部门，而在委员会制方面，有29家档案馆对教育、文化遗产或休闲委员会负责，仅有4家继续对地方议会负责（参见Mark Stevens，“Local Authority Archives：Places and Perceptions”，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20，No，1，Apr.1999，p.86.）。相应地，普通民众的文化及休闲利用取代行政利用成为地方档案馆最主要的公共服务项目，《伯明翰城市档案馆1997—1998年度报告（The Birmingham City Archives Annual Report 1997-8）》显示：近五年来家族史、地方史方面的档案查询需求分别占总利用需求的45%和19%，档案馆为纳税人提供文化及休闲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参见William Gibson，“Recent Work in History and Archives 1998-99”，Archives，Vol.24，No.101，Oct.1999，pp.72-73.）。

[80]Elizabeth Shepherd，Archives and Archivists in 20th Century England，Farnham ＆ 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9，p.158.

[81]地方研究中心的理念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英国地方政府改革的推行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而逐步形成与成熟起来。1972年曾出任多地公共图书馆馆长的迈克尔·梅辛杰（Michael Messenger）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博物馆与美术馆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地方历史资源中心（Local History Resources Centre）”的理念。此后，理查德·佩罗尼（Richard Peroni）等图书馆学家则认为这一中心的收藏对象不应局限于历史资源，还应包含当代的文献资源，进而提出了“地方研究中心”的概念。最早的“地方研究中心图书馆”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伯明翰、考文垂、沃里克郡等地，并出现了与档案馆的初步合作。1974年西萨福克郡的郡图书馆馆长兼任郡档案馆馆长，并将该郡的“地方研究图书馆”整合到郡档案馆之内。1985年，洛斯托夫特镇（Lowestoft）建立了一个包括档案馆分馆和地方研究图书馆在内的统一机构。这些机构重组得以进行，在于当时的图书馆界和档案界认为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保存的均为地方文化遗产，可以在推动文化发展与地方认同的前提下，将具有地方价值的档案、图书和文物进行资源整合，统一提供给普通民众。参见David Rimmer，“Record Office or Local Studies Centre？”，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13，No.1，Spring 1992，p.11。

[82]2012年肯特研究中心又重新改名为“肯特历史与图书馆中心”（Ken History and Library Centre），2003年什罗普郡档案与研究服务中心更名为“什罗普档案馆——通往什罗普郡和特尔福德历史的门户”（Shropshire Archives-gateway to the history of Shropshire and Telford）。

[83]David R.Jones，“The Shropshire's Past Unfolded Project，1998-2001”，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22，No.2，Oct.2001，pp.149-150.

[84]David Rimmer，“Record Office or Local Studies Centre？”，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13，No.1，Spring 1992，p.11。

[85]David Rimmer，“Record Office or Local Studies Centre？”，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13，No.1，Spring 1992，pp.9-17；Mark Stevens，“Local Authority Archives：Places and Perceptions”，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20，No.1，Apr.1999，pp.85-92.

[86]Paul Leaver，“‘Paid Eight Guinuyes for an Index’：The Origins of the Hull History Centre”，Archives and Records，Vol.34，No.1，Apr.2013，pp.95-110.

[87]［英］迈克尔·库克：《档案管理——中小型机构和地方政府档案机构实用手册》，朱国斌、李宪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页。

[88]Nick Kingsley，“Perspectives and Priorities：The National Archives Vision for Sector Leadership”，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33，No.2，Oct.2012，pp.135-147.

[89]关于这一转型过程，请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的相关内容。

[90]潘未梅、楚艳娜、谭必勇：《加拿大公共档案馆思想演进历程简析——从“总体档案”到“档案系统”》，《中国档案研究》2015年第1辑。

[91]具体参见Douglas Brymner，Report on Canadian Archives（1881），Ottawa：S.E.Dawson，1882，pp.1-54；Douglas Brymner，Report on Canadian Archives（1882），Ottawa：Maclean，Roger＆ CO.，Wellington Street，1883，pp.6-8。

[92]历史地看，加拿大早期公共档案馆的发展道路是当时加拿大档案界所能走的最佳路径。首先，加拿大联邦成立之初，加拿大本国保存的档案文献非常少，为了提升国家文化的认同度，亟须从英国、法国等地收集年代久远的档案材料，并且当时尚无复制设备和技术，只能依靠手工抄录等方式复制这些早期的档案，因此，在人力、物力非常有限的环境下，优先开展历史档案的收集而将政府机构保存的现行文件搁置一旁是不得已的选择。其次，无论是早期的魁北克文学与历史学会，还是掌管“艺术及制造业”的农业部，乃至自治领档案馆的前两任馆长，都拥有非常浓厚的历史研究情结，因此无论是公共文件还是私人文件，只要涉及加拿大历史并具有学术研究价值，他们都会尽可能全面地加以收集。这也使得早期加拿大档案馆的公共服务工作主要还是局限于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历史学家们提供（档案资源方面）研究指导和帮助。事实上，正如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第五任馆长威尔弗雷德·I.史密斯（Wilfred I.Smith）所说：“既然联邦政府开始于1867年，那么在几年之内要把它的文件看成是档案是不现实的。”这或许是早期的大多数加拿大档案工作者的文化心态。最后，早期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广泛收集历史文化资源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其保存加拿大整体文化遗产的重任，而其花了近一个世纪积累起来的丰富文化收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成为加拿大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加拿大公共档案馆早期发展模式，是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与文化背景，也使得加拿大档案事业在国际档案界具有鲜明的特色。具体参见谭必勇《从文化层面解读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的早期发展模式》，《档案学通讯》2015年第4期。

[93]Terry Cook，“An Archival Revolution：W.Kaye Lamb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rchival Profession”，Archivaria，No.60，2006，pp.185-201.

[94]20世纪20年代就曾经发生因为联邦公共档案馆的地方分支机构将一些省的地方档案送往渥太华集中保管而遭受争议的情况，甚至到了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各省公共档案馆对各城市保存的公共档案依旧抱有浓厚的兴趣，从而时常引发与城市档案馆特别是省会所在城市档案馆的冲突（参见Kent M.Haworth“Local Archives：Respon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Archivists”，Archivaria，No.3，Winter 1976/77，pp.28-39）。“国家意义”文件和“地方价值”文件如何界定也常常导致争议，1982年联邦文化政策审查委员会（Cultural Policy Review Committee）指出，在“总体档案”理念下公共档案馆的传统收集政策和省、地区、地方档案馆的收集目标之间存在冲突（参见Myron Momryk“‘National Significance’：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cquisition Strategies in Manuscript Division，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Archivaria，No.52，Fall 2001，pp.155-156）。

[95]Laura Millar，“Discharging our debt：The evolution of the total archives concept in English Canada”，Archivaria，No.46，Fall 1998，pp.103-146.

[96]Laura Millar，“Discharging our debt：The evolution of the total archives concept in English Canada”，Archivaria，No.46，Fall 1998，p.125.

[97]潘未梅、楚艳娜、谭必勇：《加拿大公共档案馆思想演进历程简析——从“总体档案”到“档案系统”》，《中国档案研究》2015年第1辑。

[98]美国国会图书馆将部分档案收藏到了它的手稿部，其中相当一部分资料极具历史价值。手稿部的存在，实际上承担了部分国家档案馆的职责，成为推动美国国家档案馆建立的潜在阻碍。当时就有不少学者反对这一做法，认为由于历史研究的需要而将特定的文件从档案中抽取出来无疑会破坏档案的完整性。美国档案职业之父利兰则明确指出，“图书馆应当远离档案，假如我是国家档案馆馆长，我应当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从图书馆已有馆藏中取回应当属于档案馆的那部分档案”。参见Waldo Gifford Leland“American Archival Problems”，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year 1909，Washington，1911，p.343；Randall C.Jimerson，“American Historians and European Archival Theory：the Collaboration of J.F.Jamerson and Waldo G.Leland”，Archival Science，Vol.6，No.3-4，Sep.2006，p.308。

[99]H.G.Jones，The Records of a Nation，New York：Atheneum，1969，pp.3-23.

[100]基本的模式包括以下三种：（1）州政府秘书长办公室模式。比如马萨诸塞州的州联邦秘书长办公室就建立了一个档案部（Division of archives），将秘书长办公室的文件、所有立法文书等档案。此外，罗德岛州、新罕布什尔州也采取了类似的模式。这些州的历史协会都很积极主动，收集了相当数量的历史档案、手稿等资料。南卡罗来纳州历史委员会任命了一位秘书，这实际上是由州政府秘书长掌控下提名的具有州档案馆馆长性质的职位。与马萨诸塞州不一样的是，南卡罗来纳州的档案馆馆长负责管理所有州政府机构产生的档案文件。（2）州立图书馆代管模式。例如，宾夕法尼亚州图书馆在1904年前后成立了公共档案馆部（Department of Public Records），该州自1750年以来的立法文件、州政府秘书长文件以及其他州政府行政部门的文件都保存在这里。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图书馆收藏了丰富的政府历史档案、手稿。威斯康辛州立历史图书馆虽然成立，但州政府机关的档案依旧在各机关分别保存。（3）政府公共部门管理模式。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成立了档案与历史部。由于这些州没有强大的历史协会，因此政府性质的档案与历史部就承担起了保存公共历史档案的责任，包括该州所有历史文化遗产。档案与历史部不仅收集政府公共档案，而且从私人机构中征集反映该州历史的各类手稿、日记、报纸等各类历史文献。具体参见Waldo Gifford Leland，“American Archival Problems”，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year 1909，Washington，1911，pp.343-344；Robert R.Simpson，“Leland to Connor：An early survey of American State Archives”，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36，No.4，Oct.1973，p.515。

[101]具体参见2013年10月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馆、图书馆信息中心”（Archives Library Information Center）提供的有关各州公共档案机构的介绍。Archives Library Information Center，National Archives，State Archives（https：//www.archives.gov/research/alic/reference/state-archives.html）。

[102]1850年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成立伊始就创建了以立法的方式在州政府秘书长办公室建立了公共档案保管室。参见The State of California，Law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Chapter I.AnAct Concerning the Public Archives（http：//archives.cdn.sos.ca.gov/laws/Chapter_1.pdf）。后来这一公共档案保管室发展成加利福尼亚州州立档案馆。参见California State Archives，About the Archives（http：//www.sos.ca.gov/archives/about-archives/）。

[103]张弛、谭必勇：《社会发展、理念转变与机构变革：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建立的过程及推动因素探析》，《档案管理》2018年第5期。

[104]David S.MacMillan，“Archives in New South Wales——the Situation in 1956”，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20，No.1，Jan.1957，pp.49-51.

[105]Alan Horton，“Archival Backgrounds in New South Wales”，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22，No.1，Jan.1959，pp.39-48.

[106]Michael Piggott，The Visit of Dr T.R.Schellenberg to Australia 1954：A Study of its Origins and some Repercussions on Archival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Sydney：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1989，pp.30-31.

[107]Dr Belinda Tiffen，“Recording the Nation：Nationalism and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The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Vol.56，No.3-4，2007，pp.343-346.

[108]Ian Maclean，“Australian Experience in Record and Archives Management”，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22，No.4，Oct.1959，pp.387-395.

[109]Richard J.Cox，“Archives，War，and Memory：Building a Framework”，Library ＆ Archival Security，Vol.25，No.1，Apr.2012，pp.21-57.

[110]比恩在“一战”中是澳大利亚的官方战地记者，战后又致力于《澳大利亚1914—1918年战争史（Official History of Australia in the War of 1914-1918）》的编纂工作，是“澳新军团神话”的主要缔造者。比恩是一位坚定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者，其战地记者和官方史学家的经历让他开始重视档案在纪念战争方面的价值。

[111]Michael Piggott，The Visit of Dr T.R.Schellenberg to Australia 1954：A Study of its Origins and some Repercussions on Archival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Sydney：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1989，pp.31-32.

[112]C.E.W.Bean，“Australia's Federal Archives：John Curtin's Initiative”，Historical Studies：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Vol.3，No.11，1945，pp.176-186.

[113]Ian Maclean，“Australian Experience in Record and Archives Management”，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22，No.4，Oct.1959，pp.392-396.

[114]这些弊端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档案工作的内容和规模受到较大限制。到1952年，联邦图书馆档案分部仅有25名工作人员，其中还有部分非专业工作者，面对战后联邦政府档案大量增长的情况，可谓是捉襟见肘。到1961年，在墨尔本和堪培拉两地管理联邦档案分部库房的员工依旧保持着17名专业人员加部分非专业管理及服务人员的配置。何况此时国家图书馆也面临着资金和库房不足的窘境，能够倾斜给档案分部的资源少之又少。在这种规模下，档案分部只能将工作重心放在档案整理与保管等基础工作上，档案开放工作进展缓慢，普通民众获取开放政府档案需要经历一个相当耗时的流程。其次，国会图书馆将档案和其他图书材料按照统一原则和方法处理，甚至在对于文书及档案管理人员的培训及考察，也是以图书馆学的知识为主，这既造成了不必要的时间浪费，又使得工作者因缺乏专业知识而难以开展工作。最后，组织上的依附也带来了心态上的自卑和发展前景的迷茫。档案工作者遭受着来自图书馆员的“傲慢与偏见”，政府官员也把他们当作文书人员来看待。档案工作没有被赋予合适的社会定位，更遑论发挥档案的巨大价值。总之，现实的种种困境令档案工作者认识到：“同图书馆结合在一起仍是今天澳大利亚档案馆发展的主要障碍，其障碍作用甚至比各州的财政困难还要大一些。”具体参见Michael Piggott，The Visit of Dr T.R.Schellenberg to Australia 1954：A Study of its Origins and some Repercussions on Archival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Sydney：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1989，pp.77-201；Maizie H.Johnson，“Archives Administration in Australia”，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28，No.2，Apr.1965，pp.231-232。

[115]主张继续由图书馆领导档案工作的主要是图书馆员，代表人物有联邦国会图书馆馆长哈罗德·怀特（Harold White）、新南威尔士州公共图书馆馆长约翰·梅特卡夫（John Metcalfe）及其档案部主任阿兰·霍顿（Alan Horton）等，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节约经费。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并不宽裕，如果档案机构获得独立地位，那么新建库房和扩大员工队伍都会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二是方便研究人员的利用，因为图书和档案都是重要的文献材料，利用者往往会综合参阅图书档案的信息，因此将这两者放在一起保存，能让研究者更快捷地获取多途径的信息资源服务。三是坚称图书和档案工作都是基于实体文献的管理，在管理思维和管理手段上有相通之处。图书馆员的底气源于图书馆之前在历史档案收集和政府文件管理体系建立方面取得的成就。正如霍顿所言：“如果图书馆当初没有兴趣建立档案部门，如果它不及时拯救这些濒临毁灭的档案，那么，现在能否有一个由图书馆运营的高效的档案管理系统是值得怀疑的。”（参见Alan Horton，“Archival Backgrounds in New South Wales”，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22，No.1，Jan.1959，pp.39-48.）主张档案馆应从图书馆控制体系中独立出来的代表性人物则有联邦档案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埃德温·伍德罗·比恩、联邦国会图书馆档案分部主任伊恩·麦克莱恩、悉尼大学档案保管员戴维·麦克米伦（David S.MacMillan）等。他们把论述的重心放在了图书与档案管理工作的不同之处上，认为图书馆员和档案工作者是两种不同的职业，思维和工作方式迥异，在馆藏建设、分类和著录等方面有明显的区别。澳大利亚档案工作者深受英国古典主义档案理论的影响，强调文件及档案的证据属性，认为“档案不是搜集物”，将图书馆系统管理的个人档案及历史手稿排除出档案的范围。另外分离主义者还提及实际工作中的需求，档案工作者需要独立地同各部门打交道，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权威性，使各个政府部门支持和配合档案部门的工作，推动各项文件管理制度和档案移交工作的开展。（参见Ian Maclean，“Australian Experience in Record and Archives Management”，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22，No.4，Oct.1959，pp.387-395.）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有关图书馆控制档案工作的争论，并非简单涉及一个机构的归属，其背后是二者更深层次的分歧：对档案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图书馆员从利用需求的角度出发，强调档案的文献价值。而澳大利亚的档案工作者则主要吸收了以詹金逊为代表的英国古典主义档案思想，重视档案的证据属性。档案区别于其他文献材料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档案工作应采用独特的管理方法。而与行政管理活动的深度联系，又要求档案部门必须要掌握一定的行政权威。因此，分离主义的诉求无疑更为符合澳大利亚的现实情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档案分部专注于联邦政府文件的管理，将图书馆系统管理的个人档案及历史手稿排除出档案的范围。这种高度的行政属性与图书馆文化机构的定位产生了明显的背离，也是图书馆不适于继续管理档案工作的最根本原因所在。

[116]［美］T.R.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黄坤坊等译，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2页。

[117]Michael Piggott，Archives and Societal Provenance：Australian essays，Oxford，Cambridge，New Delhi：Chandos Publishing，2012，pp.192-246.

[118]Interdepartment Committee on Commonwealth Archives，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 Committee on Commonwealth Archives May 1964（http：//www.naa.gov.au/Images/Interdepartmental_complete_tcm16-49444.pdf）.

[119]Michael Piggott，The Visit of Dr T.R.Schellenberg to Australia 1954：A Study of its Origins and some Repercussions on Archival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Sydney：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1989，pp.201-248.

[120]1962年5月，澳大利亚总理批准建立联邦档案跨部门委员会（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Commonwealth）的计划，以调查联邦政府各部门档案文件的数量和保管状况，以及各部门现行的档案政策与实践，试图推动政府部门将自己保管的档案文件移交至联邦档案办公室，但效果不佳。参见Interdepartment Committee on Commonwealth Archives，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 Committee on CommonwealthArchives May 1964（http：//www.naa.gov.au/Images/Interdepartmental_complete_tcm16-49444.pdf）。

[121]谭必勇：《如何拉近档案馆与公众的距离——解读西方公共档案馆公众教育职能的演变》，《图书情报知识》2013年第4期。

[122]William Kaye Lamb，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Report September 1973，Canberra：Austt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74.

[123]Robert C.Sharman，“Australian Archives in Lamb's Clothing”，Archivaria，Vol.2，Summer 1976，pp.20-32.

[124]Federal Register of Legislation，Archives Act 1983（https：//www.legislation.gov.au/Series/C2004A02796）.

[125]这一系列变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通过推动数字转型、制定电子文件管理标准与规范等重大举措，使档案馆由消极的保管仓库变为积极的标准制定者和推动者；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澳大利亚档案馆被调整至通信与艺术部，并增设了公共服务项目部，不仅积极回应联邦政府的各项调查活动，协助土著人群等受同化政策影响的少数族群寻找身份信息，而且主动发挥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从而使档案馆由封闭保守的行政机构向开放多元的公共文化机构转型。参见Hilary Golder，Changes and Choices 1994 to 2004（http：//www.naa.gov.au/Images/Changes_Choices_tcm16-49446.pdf）。

[126]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Our History（http：//www.naa.gov.au/about-us/organisation/history/）；Hilary Golder，Changes and Choices 1994 to 2004（http：//www.naa.gov.au/Images/Changes_Choices_tcm16-49446.pdf）.

[127]Stanley Greenberg，Race and State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Comparative Perspective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p.30.

[128]Verne Harris，“Redefining Archives in South Africa：Public Archives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1990-1996”，Archivaria，No.42，1996，pp.7-20.

[129]丁华东：《论档案与社会记忆控制》，《档案学通讯》2011年第3期。

[130]Albert Grundlingh，“Historical Writing and the State Archives in a Changing South Africa”，South African Archives Journal，Vol.35，1993，p.81.

[131]Verne Harris，“Redefining Archives in South Africa：Public Archives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1990-1996”，Archivaria，No.42，1996，pp.7-20.

[132]Verne Harris，They should have destroy more：The destruction of public records by the South African State in the final years of apartheid（http：//history.msu.edu/hst830/files/2013/09/harris_TRC.pdf）.

[133]Verne Harris，“Redefining Archives in South Africa：Public Archives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1990-1996”，Archivaria，No.42，1996，pp.7-20.

[134]Tom Nesmith，“Book Review：‘Exploring Archives：An Introduction to Archival Ideas and Practice in South Africa’”，Archival Science，Vol.1，No.2，June 2001，p.228.

[135]郑家馨：《南非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8页。

[136]Verne Harris，“Redefining Archives in South Africa：Public Archives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1990-1996”，Archivaria，No.42，1996，pp.7-20.

[137]Joan Fairweather，“Secrets，Lies，and History：Experiences of a Canadian Archivist in Hungary and South Africa”，Archivaria，No.50，2000，pp.185-191.

[138]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Service of South Africa Act（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za/arch_act.pdf）.

[139]Verne Harris，Exploring Archives：An Introduction to Archival and Practice in South Africa，Pretoria：National Archives of South Africa，2000，pp.13-15.

[140]李文栋：《南非档案工作掠影》，《中国档案报》2010年7月15日第3版。

[141]Joan Fairweather，“Secrets，Lies，and History：Experiences of a Canadian Archivist in Hungary and South Africa”，Archivaria，No.50，2000，pp.185-191.

[142]Verne Harris，Exploring Archives：An Introduction to Archival and Practice in South Africa，Pretoria：National Archives of South Africa，2000，p.100.

[143]Anthea Josias，“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Archives as a Feature of Collective Memory”，Archival Science，Vol.11，No.1-2，Mar.2011，pp.95-112；Verne Harris，“Redefining Archives in South Africa：Public Archives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1990-1996”，Archivaria，No.42，1996，pp.7-20.

[144]付苑：《档案与社会正义：国外档案伦理研究的新进展》，《档案学通讯》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