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公共档案馆转型及对策研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南非，国际上日益孤立，国内政局不稳，黑人反抗日益加剧，白人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前途丧失了信心^[135]。受黑人解放运动浪潮的广泛影响，发展教育、获取信息等民主化进程日渐加速，透明、问责、利益相关者、公共参与、重组、重建、转型等思想迅速涌入公众视野中。在民主政治与民本文化的沃土上，公共档案馆由掌权者的统治工具向服务于人民的社群资源文化中心转型已是大势所趋。

1.国际隔离的结束促进了档案界的国际交流水准

种族隔离政策使得南非档案界长期被排除在国际学术交流之外，致使南非沉迷于一套过时的档案理念而止步不前。1991年国际隔离结束后，南非国家档案馆被允许加入国际档案理事会，并迅速参与到它所有的机构中，尤其在东部和南部非洲分支机构中逐步提升了其作用与地位。随后国家档案馆多次接待了外国档案学者的考察，也应他国邀请多次外出参学，打破了封闭隔离的状态。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的埃里克·卡特拉、加拿大的特里·库克等著名学者数次造访南非，对南非档案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就档案馆如何参与民主国家建设、如何参与国际最前沿的学术论辩等问题分享了经验，并就此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为南非公共档案馆的转型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与参考。

2.三大主流机构的发展推动了档案馆转型进程

在转型过程中，三大主流机构的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南非国家档案馆、非国大、南非档案工作者协会。

南非国家档案馆管理层权力分配的平衡是重要的转型动力之一。1990年以来，南非国家档案馆高层、管理人员和普通职工的任用逐步突破性别、种族的限制，黑人、边缘化群体开始走向专业和管理岗位（具体参见表3—2），他们重新审视鉴定程序，并对种族隔离进行更完整真实的记录。公共服务也在日渐改善：除了开放日，国家档案馆为使用者扩展了阅览室使用、团队参观、专业咨询等服务，仅以荷兰语记录的重要文件也开始被翻译为英语以便公众阅读，对电子文件管理的制度规范也逐步建立起来。

表3—2　南非国家档案馆职员的种族、性别变化情况（1990—1996年）(www.xing528.com)

数据来源：Verne Harris，“Redefining Archives in South Africa：Public Archives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1990-1996”，Archivaria，No.42，1996，pp.7-20.

非国大则是立场鲜明地推进档案馆的转型。1992年非国大的艺术与文化部创建了“博物馆、遗址和纹章委员会”并设置档案分委员会，负责审查南非档案管理的整体状况、拟定相关政策文件草案，并就当前档案馆结构的转型、推广和民主化问题提出建议。1992年6月，档案分委员会提交了初步报告，围绕公共机构转型、问责制和透明度、信息自由、拓展服务、公共参与以及推进人类历史进程等核心问题提出了系列建议。该报告对南非档案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为公共档案馆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南非档案工作者协会则在1990年后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挣脱了霸权主义和等级制度的束缚，抛弃了过时的档案思想，吸纳新成员和新思想，开阔认知，丰富经历，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与此同时，协会走近了公众平台，对其内部流程进行了升级并提高了透明度，其职业代码也被采用，其主办的南非档案杂志就从一个档案痴迷者的小平台转变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学术探索和交流的论坛。一些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文章以及国际档案界最活跃的思想都在该杂志刊载。除此之外，档案工作者协会开始越发频繁地召开档案专业学术会议。1992年，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联合档案工作者与手稿图书馆员协会（AMLIB）召开了南非第一次国家档案会议，主题为“社会变迁中的档案馆与利用者”，随后进行的多次集会更是将档案工作者协会推向了公众舞台。^[136]

3.其他主体的努力加快了档案馆转型之路

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倾覆，一些有识者预见到在新的时代，国家和人民将会遗忘或否认种族隔离时代的记忆。因此他们开始收集种族隔离时代的历史记忆，以保护这段痛苦的、被剥夺人权的历史。^[137]学者们通过会议、杂志、出版社发表自己的档案思想；手稿图书馆、南非历史档案馆、南非历史协会等组织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一些非官方的组织更是为填补种族隔离时期社会记忆的空白而贡献力量：纳塔尔大学的艾伦佩顿中心、第六区博物馆、同性恋档案馆、重建的南非历史档案馆、罗本岛博物馆等机构大量收集了逃亡至他国的黑人的经历、非国大和泛非大的文件记录以及国际辩护和援助基金会的记录。他们将那些被掩藏的、边缘化群体的、被流放群体的“其他”档案引入社会记忆的“主流”，为公共档案馆的转型注入了强大的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