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隔离制度将两个种族割裂，一方控制着经济资源、拥有社会关系特权并垄断了获取国家信息的渠道，而被统治的另一方只拥有局限的经济资源，并在社会和政治关系中几乎无立足之地[127]。在这种极端专制的体系下，以国家档案馆为代表的公共档案机构只能是统治者的绝对附庸和思想统治工具。
1.机构的沉沦：国家档案馆沦为种族隔离统治的附庸
南非国家档案馆（State Archives Service）起源于前联盟开普、纳塔尔、奥兰治和德兰事瓦殖民地的公共档案机构。在联合后的十年内，这些机构被改造为国家档案馆，置于国家内政部。1922年该机构第一次获得法律授权后，又经历了一系列更名和转移，最终置于国家教育部。起初，它的保管权包括接收所有中央和省政府机关办公室的档案。1962年，其权限扩展到还要接收所有地方政府的档案。自成立伊始，档案馆就拥有通过收集私有档案来充实官方档案储备的权限。不过，直至1953年，它保管公共文件的职能都在政府监管之下，它的档案管理职能也只停留于适度而单纯的咨询。20世纪80年代中期，公共服务立法规定，只有白人才能担任专业和管理岗位。因此，1990年之前，南非国家档案馆不曾有任何一个职位由黑人担任。档案的保管权全部掌握在白人和讲南非荷兰语的男性手中。他们只记录自己的历史，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记录这个他们掌控下的国家。这一时期，占南非人口大多数的黑人，不再是历史的主人，只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而已。[128]在这种环境下，公共档案馆的架构被硬性地分化级别，其管理风格日益趋向官僚主义，职能和服务都受到了种族隔离体系的严重限制。
2.记忆的缺失：档案鉴定与保存体现出种族隔离政府的意志
档案是控制社会记忆的“结构性媒介”，对档案的操控、重组与利用既体现出统治阶级的意志，也是对社会记忆的操控（实现对社会中个体或群体的社会意识的有效影响），档案对社会记忆的控制有助于实现某种现实的政治目标[129]。在种族隔离体系中，哪些记录该被保存，哪些该被销毁，都处于少数掌权者的控制之下。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统治，加强思想控制，他们很少记录那些反对殖民主义、隔离和种族隔离制度的抗争史。黑人的经历也极少会被记录下来，妇女、残疾人和其他边缘化群体的声音更是微弱到不被察觉。正如历史学家艾伯特·葛兰林（Albert Grundlingh）对以布尔战争为核心事件的南非白人历史的评价——“那只是南非白人对于英国官方战争史和战争时代史的回答”[130]。(www.xing528.com)
种族隔离政府对档案记录的管控不止于此。在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意识形态下，种族隔离政府试图通过审查制度、没收充公、明令禁止、禁闭监禁、暗杀和其他一系列压迫性的手段来销毁所有与其对抗的记忆[131]。无论公共或私人记录，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很多个人和团体的对抗种族隔离制度的记录都在1994年大选之前被国家情报局销毁，仅1993年6—8月，国家情报局就销毁了44吨纸质和缩微胶片档案[132]。
3.体系的无力：合法职权的被蔑视及公共服务的缺失
尽管1962年通过的档案法给予了公共档案馆一系列职权，但在南非当时的政治生态下，政府可以阻止档案馆的合法活动并忽视其法律手段。很多政府机关坚持拒绝向公共档案馆提供他们的文件以进行分析和鉴定，更拒绝将其文件系统置于国家档案馆的监管之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机关未经授权擅自销毁公共记录的案例比比皆是[133]。而公共档案馆及档案工作者在揭示这群“罪犯”及其行径方面是极其失败的。同样，在黑暗时代，公共服务也受到漠视。由于深受欧洲档案传统（如荷兰手册）的影响，南非档案实践更关注国家档案馆保管程序的细节以保证政府记录的完整性，进而形成了档案服务于政权的无为主义（An Archival Political Quietism）传统[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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