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公共档案馆发展比较及对策研究结果

独立后的联邦档案办公室在詹金逊理念的影响下，将工作的重心放在档案证据价值的维护上，具有高度的行政官僚色彩。然而，联邦档案办公室在发展中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缺乏法定权威，联邦层面档案立法的滞后，使得联邦档案办公室对拒绝移交档案的联邦机构无计可施^[120]。二是档案开放进展缓慢，虽然在历史学家的推动下，联邦政府于1970年宣布将档案开放期限由50年缩短至30年，但是联邦档案办公室在开放理念及服务保障方面的欠缺还是给档案开放造成了重重困难。这说明，之前的分离运动只是让澳大利亚联邦档案机构从国家图书馆下的附属机构变成了政府的档案室。距离一个具有法定权威的国家公共档案馆还有一定的距离。

自“二战”以来，档案的“文化遗产”价值和“公共利用”潜能逐步为人们所认知，并引起了公共部门的重视，西方发达国家的档案馆纷纷开启了由“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型^[121]。在这一背景下，联邦档案办公室的定位开始受到质疑与挑战。另外，随着民主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公众希望获知政府信息，以监督政府，维护公共利益，保证政体的健康运行。受此影响，1972年，澳大利亚工党惠特拉姆政府提出了“开放政府”的理念。而“开放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向社会开放政府档案资源。在该理念的指导下，联邦档案工作室在1973年调整至特别内务部管辖，档案立法和完善开放政策也在此时提上了日程。

1973年，加拿大前公共档案馆馆长兰姆应邀对澳大利亚档案工作做评述。当时加拿大的联邦公共档案馆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重视档案文化遗产属性和公共价值的理念。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联邦档案办公室而言，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建设的经验无疑是其急需的。在考察后，兰姆向特别内政部提交了《国家档案馆的发展》（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Report September 1973）报告，又称《兰姆报告》（Lamb Report）^[122]。在该报告中，兰姆结合加拿大的经验提出许多切中肯綮的建议，包括立法承认并加强档案馆的作用、改善档案馆建筑条件、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着手收集私人文件、完善开放利用的政策及服务保障等。在报告的最后，兰姆重申：联邦档案办公室应转变对开放利用的态度，工作理念向“利用者导向”倾斜，应努力了解并满足利用者的兴趣与需求，以提升档案馆的社会形象。

兰姆离开后，澳大利亚政府旋即发布了一份新闻稿，表明正在研究他的建议。1974年，特别国务大臣莱昂内尔·鲍恩（Lionel Bowen）将《兰姆报告》公开发表，宣称联邦政府将扩大并升级联邦档案办公室的职能，以“更好地发挥作为国家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材料的公共价值”，并表示力争在本届议会任期内出台档案法^[123]。同年，联邦档案办公室更名为“澳大利亚档案馆”（Australian Archives），开启了发展的新方向。但是，在1975年，澳大利亚爆发了“宪政危机”，工党政府被迫下台。20世纪70年代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也使澳大利亚受到重创。直到1983年11月，《澳大利亚联邦档案法》（Archives Act，1983）^[124]才姗姗来迟。法律的颁布明确赋予了联邦档案馆收集与保管联邦政府档案的权力，同时也规定了公众利用档案的权利，并建立联邦档案馆咨询委员会（The Advisory Council on Australian Archives）作为政策咨询机构，联邦档案馆获得了法定的国家档案馆的地位。在立法方面取得突破后，转变思维观念的要求显得更为急迫。1990年，乔治·尼科斯（George Nichols）接任澳大利亚档案馆馆长（Director-General），在他的领导下，澳大利亚档案馆接纳了“文件连续体”的理念，开展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125]，最终完成了向公共档案馆的转型。1998年，联邦档案馆更名为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联邦档案馆咨询委员会也更名国家档案馆咨询委员会（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Advisory Council），使澳大利亚档案馆获得了国家档案馆的“名”与“实”^[126]。(www.xing528.com)

机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是工作理念转变的产物。从联邦国家图书馆档案分部到联邦政府档案办公室，从联邦档案办公室到联邦档案馆再到现在的国家档案馆，在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定位一直在两种角色间徘徊：行政管理机构和文化机构，而这背后则体现的是档案工作重视证据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两种不同取向。在联邦国家图书馆档案分部时期，由于图书馆自身文化机构的导向，档案工作也受其影响，参与了民族记忆的构建。而在联邦档案办公室时期，天平偏向了证据价值的一端，主要关注对文件进行合适的管理及其作为证据的捕获及保存。在“澳大利亚档案馆”时期，则以立法加强档案馆权威和完善开放政策推动公共转向双管齐下的策略，在两种价值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变革并非是对时代变化的被动适应，相反，是对档案馆社会角色与功能的主动探索。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初，档案工作参与到民族主义构建的潮流中，使得政府和社会公众开始重视档案的价值，推动了档案工作走向科学化体系化。在20世纪50—60年代，对证据价值的重视使档案机构摆脱了附庸的地位，拥有了自己独特的职权范围与机构使命。而之后对文化价值的重新重视，又使得档案馆从政府走向社会公众，完成了“公共转向”。正是这种主动探索的精神，使得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走完了欧美国家档案机构数百年的历程，成为一个具有法定权威的国家公共档案馆，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做出很多具有开拓意义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