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战争档案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减轻，而且战争档案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文件，与联邦国家图书馆档案分部的职能重合，这便为二者的合作提供了契机。1946年，战争档案委员会更名为联邦档案委员会（Commonwealth Archives Committee），直接向总理汇报，统摄战争纪念馆和联邦国家图书馆的档案工作，管理的职权也从战争文件扩大到所有联邦政府生成的文件。20世纪5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综合档案管理体系”。殖民地时期英国引进的登记制度得到继承与发展：政府各个部门都安排了一名接受过文件管理专业训练的“部门登记员”，负责制定文件管理计划。联邦档案委员会向各政府部门宣传档案分布的工作，推动档案的移交进馆保存。档案分部的职责则集中于对联邦政府产生的档案的保管、整理、分类和编目。[113]联邦档案委员会和联邦国家图书馆档案分部的联合工作机制，使得澳大利亚各级公共图书馆在档案机构缺位的情况下，承担起公共档案的收集与保管任务，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澳大利亚政府当局对公共档案馆机构的制度性需求。“二战”之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权力逐渐增强，人口迅速膨胀，经济持续繁荣。政府所产生的“现代文件”数量大量增长。这对档案工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由图书馆领导档案工作的弊端开始显现[114]，有关于是否继续由图书馆控制档案工作的争论在澳大利亚愈演愈烈[115]。
1954年，美国著名档案学者谢伦伯格应邀访问澳大利亚，为澳大利亚档案工作者带来了美国先进的文件档案管理思想，在他系列讲座中专门谈到了档案馆“同图书馆的关系”，并提醒澳大利亚的同行，“由于图书馆工作训练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个别材料单件的处理上，所以，对档案专业隐藏着某种先天的危险”[116]，主张档案馆从图书馆独立出来。谢伦伯格的访问极大激发了澳大利亚档案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感和信心，“向档案管理员展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把学者、参考专家、效率专家和管理人员的技能结合起来，以维持学术、政府和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117]，阐明了档案工作者的社会角色，展现了档案工作对社会的巨大贡献，这对于正在迷茫与自卑中徘徊的澳大利亚档案工作者而言，无异于一针强心剂。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谢伦伯格的澳大利亚之行大获成功，但澳大利亚的档案工作者还是更多吸收了以詹金逊为代表的英国古典主义档案思想。这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的官僚体系和文书制度承袭至英国，在文化方面也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另外，詹金逊的《档案管理手册》在很长时间内是英文世界中最具权威的档案学著作，是澳洲档案工作者的启蒙书。詹金逊和谢伦伯格的理念颇多龃龉，但他们在反对图书馆开展档案工作上达成了共识。在詹金逊“证据神圣性”思想指导下，档案分部希望专注于联邦政府文件的管理，将图书馆系统管理的个人档案及历史手稿排除出档案的范围。这与图书馆文化机构的定位产生了明显的背离，亦是档案分部谋求独立的重要原因所在。(www.xing528.com)
1956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了“国家图书馆调查委员会”（National Library Inquiry Committee），时任墨尔本大学副校长的乔治·帕顿（George Paton）教授被委任为委员会主席，来审议联邦国家图书馆的工作并判断其职能是否应有所调整。这一委员会支持了档案馆独立发展的思想，建议“联邦国家图书馆档案分部应当成为由合适部门主管下的独立政府机关”[118]，并促成了1961年《国家图书馆法》（National Library Act）的出台，由此原来的联邦国会图书馆分为三个机构：国会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成为独立的机构，而档案分部则从国家图书馆独立出来，成为总理部门下属的联邦档案办公室（Commonwealth Archives Office）。[119]澳大利亚联邦国家图书馆档案分部从附属于公共图书馆的地位中挣脱出来，获得独立的地位，在档案专业化发展方面赢得了充足的生存与上升空间，由此开启了快速向真正的公共档案馆转型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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