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模式，是指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期间，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实施的对全国范围内档案的全面收集、接收与管理的整体发展思维。这一模式最突出特征就是各级公共档案馆不仅保管官方档案，而且还主动收集反映加拿大及其各地历史文化的各种私人档案，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对加拿大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加拿大作为殖民地国家的背景、建国时历史档案的匮乏、建立国家文化认同的迫切感以及国家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的长期缺位等，促成了这一模式的形成及合理化，并得到当时加拿大社会各界的认可：“加拿大公民一度认为公共档案馆有责任和义务保存和保管整个社会的记忆，因而鼓励档案馆收集所有与加拿大社会相关的各种形式的档案”[90]。不过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加拿大公共档案馆未能很好地处理文化功能与政府文件管理职能间的关系，并在国会图书馆和国务秘书部文书分部的压迫下一度存在制度性破产的生存危机[91]。甚至到了20世纪40年代，加拿大公共档案馆里保存的联邦成立以来的政府文件数量依然非常少，政府文件管理依然只停留在理论上。因此，整合公共档案馆的文化功能与行政职责，改变早期的公共档案馆发展模式就成公共档案馆系统整体升级的必然选择[92]。
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第四任馆长威廉·凯·兰姆（William Kaye Lamb）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改进：（1）通过对档案更加系统、全面的鉴定（销毁）提升公共档案馆的馆藏质量；（2）创建联邦公共文件中心（1956年）和地区分中心，制定公共文件管理制度，建立与深化公共档案馆与政府文件管理部门的官方沟通渠道；（3）显著提升研究服务与公共服务。这使加拿大“档案工作的重心从热情征集旧英雄人物的私人文件转向更加学术化、系统化、专业化地收集当地社会的文件，尤其是有效地管理政府官方文件”。这些改革的核心旨在平衡“公”与“私”及各种档案载体，既保持了档案收藏的现实性，又能服务于学术研究，形成了适应现代化国家需要的公共档案馆运作机制。[93](www.xing528.com)
然而，这一“总体”发展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遭到诸多挑战。首先，尽管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加拿大就初步形成了联邦、省和地方三级公共档案馆体系，但三者之间发展极不平衡，联邦公共档案馆的发展远超过省和地方公共档案馆，“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思想冲击又常常引发各级公共档案馆的馆藏竞争[94]，致使当时公共档案馆内部的发展生态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其次，20世纪50年代以后，政府官方文件大规模地被接收进馆，官方文件在公共档案馆馆藏体系中的比重急剧增加，因此而产生的公共服务项目和支出也迅速扩张，导致各级公共档案馆难以兼顾传统的私人文件收集与管理业务[95]。更为关键的是，此时正逢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代，中央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大幅缩减，伴随着地方分权主义、社区运动的兴起，加拿大人在身份认同上趋于社区化和本地化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由国家档案馆集中保存所有文化遗产的“总体”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以集中和中央控制为核心的“总体”模式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内部基础和外部环境，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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