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档案管理机构：公共档案馆进化为国家档案馆

1838年英国公共档案馆成立之前，英国中央政府机构所产生的档案一般由各机关档案室保存，“到1800年为止，在伦敦发现分布全市各处贮藏着档案的库房有五十所以上”，随着中央政府机关数量的增多和事务的繁杂，档案数量日渐增多，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制度与管理规范、档案库房条件简陋等，这些档案的保管状况不佳，因此1800年至1834年，英国政府先后成立了六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中央政府公共档案的管理状况^[33]。1800年至1838年，英国国家档案管理进入了档案委员会主导监管、各档案室负责执行改正措施的新管理模式，形成了委员会—秘书—副专员/保管员的三级档案管理体制，其中委员会通过不定期会议或董事会（与财政部和内务部联合）的名义来决定重大事项，秘书拥有日常事务管理的决策权，副专员或各档案室职员则负责具体档案事务的执行^[34]。

1838年英国议会通过《公共档案法》，正式启动了中央层面的公共档案馆组织与制度建设。这一法案解决了如下主要问题：宣布筹建“公共档案馆”，并由财政部拨款建立档案馆大楼；任命管卷大臣（Master of Rolls）为公共档案馆负责人，并由副馆长（Deputy Keepers of the Records）来具体负责对名义上所有属于国王的档案进行管理；建立了国家档案向公共档案馆移交的制度，开展档案文献的编纂与出版工作。公共档案馆的建立与持续发展，使得数世纪以来公共档案被忽视^[35]、缺乏集中统一管理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36]。经过数代档案人的努力，从设立分支机构到设置职能部门，从制定档案管理制度到完善人事管理制度，公共档案馆逐步融入英国文官制度体系，到1910年，形成了财政部和议会授权、管卷大臣领导、副馆长总负责、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的较为完备的现代档案管理与运作体系，实现了对“中央”层面档案的有效控制和集中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管理^[37]。

从20世纪初期一直延续到“二战”期间，英国公共档案馆的基本框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38]，不过，在亨利·麦克斯韦·莱特（Henry Maxwell Lyte）担任副馆长期间（1886—1926年），公共档案馆的档案文献编纂与出版的系统性、针对性得到了极大强化^[39]，不过这也使得公共档案馆更像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从而制约了它对现代档案管理实践的积极响应。(www.xing528.com)

实际上，“二战”结束后，英国公共档案馆面临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政府行政事务扩张和持续战争所引发的档案文件数量激增给公共档案馆的库房建设与档案保管活动带来了严峻挑战，英国长期形成的经典档案保管传统亟须转型。其次，1838年制定的《公共档案法》偏重于立法档案和法庭档案，对政府部门的行政档案缺乏足够的重视^[40]，通过任命管卷大臣^[41]来掌管所有的公共档案，虽然初期在为公共档案馆获取利用、对外沟通与协调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随着公共档案馆的制度步入正轨，管卷大臣的主管地位相对弱化，容易导致公共档案馆的内部管理职责不清，影响公共档案馆的长远发展。最后，“二战”后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档案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的成立，档案的文化遗产与公共利用潜能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重视司法与行政档案保管的公共档案馆需要转变观念，切实地拉近与公众的距离^[42]。1952年，英国成立了由财政大臣和管卷大臣组成的格雷格委员会（Grigg Committee），开始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为构建现代公共档案馆制度做准备。1954年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就公共档案移交、档案馆领导职责的调整、公共档案的审查与开放、公共档案范围的扩大等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43]。很快，格雷格委员会提交的结论和建议被英国政府采纳，第一名档案行政管理官员和第一名视察官员先后被任命，并且政府部门开始设立部门档案官，以负责管理部门行政档案并执行新的档案审查程序。当然，更为重要的是，1958年修订的《公共档案法》从法律上重新确立了公共档案馆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将公共档案与公共档案馆的管理职责移交给司法部长（Lord Chancellor），档案馆的日常管理交给新设立的公共档案馆馆长（Keeper of Public Records），并首次将公众能利用形成满50年并移交给公共档案馆或其他由大法官指定的档案馆库所保存之档案的权力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44]这次调整，毫无疑问是巨大的，这一框架基本确立了英国现代公共档案馆的运行系统，强化了公共档案馆对政府机关文件档案管理活动的指导，使其从学术型的历史研究机构转变为真正的现代档案管理机构。根据这次法案成立的公共文件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 on Public Records）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将档案封闭周期从50年减至30年，大量的现代档案进入公共档案馆收藏体系，档案的利用范围与人数均有明显的突破^[45]。

20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公共档案馆的外部环境发生了诸多变化，特别是以“顾客导向”“问责制”“透明”为核心的现代公共服务理念的推行，使得改组公共档案馆的呼声日渐高涨。1988年英国政府提出《改进政府管理：续阶计划》（Improving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The Next Steps），主张通过建立执行机构来改进政府管理，四年之后的1992年4月，公共档案馆正式从一个独立的政府部门变成一个执行机构，在首席执行官和档案馆馆长的领导下，对档案事务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46]。在新任馆长萨拉·泰亚克（Sarah Tyacke）的领导下，通过设计新的管理与战略规划系统、重组内部机构和人员，增强了公共档案馆体系的灵活性和领导力，并逐步承担起作为国家档案行业领导者的角色：一方面积极深化和拓展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在信息公开、电子政务建设方面与政府构建良好关系。2003年，公共档案馆与1869年成立的致力于私人档案与手稿监管工作的皇家历史手稿委员会合并组建为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nited Kingdom）。尽管这一机构并不是通过立法的方式创建的，也没有设置国家档案馆馆长（National Archivist）这一职位^[47]，但它无疑使英国政府加强了对公共档案与私人档案、中央档案与地方政府的综合管理，成为21世纪英国公共档案馆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