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馆馆藏的质量、类型及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档案馆社会服务能力和社会竞争力，并对档案馆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欧洲各国国家档案馆体系形成的初期，社会各界普遍认识到时代久远的历史档案是国家公共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新近形成的档案文件则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19世纪的档案学家主要对古代的档案感兴趣，他们认识不到增加新的收藏或对新近的文献予以整理分类的需要”[82]。即使在远古档案匮乏的加拿大，早期加拿大档案工作者收集档案的重点依然是历史档案，正如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第五任馆长史密斯所说：“既然联邦政府开始于1867年，那么在几年之内要把它的文件看成是档案是不现实的。”[83]受这一环境影响，欧洲古典档案学家们对“档案”范畴的界定非常严格[84]，甚至由于长期忽视对当代政府文件的管理，不仅导致在馆藏建设方面困难重重，甚至影响了公共档案馆本身的制度建设[85]。这一状况到20世纪初期开始得到好转，在部分欧美国家，“档案馆不再被视作远古文献独占的领地，新的档案会定期增加进来”，这意味着长期在公共档案馆中占据垄断地位的“古代的档案不再是唯一需要的档案了”[86]，此后欧美公共档案馆的馆藏体系逐渐完善，馆藏数量日趋增多，公共文件定期归档与移交制度得以形成并推广，馆藏结构日趋合理化的过程也是公共档案馆体系不断发展的过程。近年来，为了推动我国综合性国家档案馆向公共档案馆的转型，国家档案局提出“三个体系”建设的馆藏资源体系发展思路，加大各地民生档案资源建设力度，在增强各级各地国家档案馆馆藏社会辐射面的同时，为国家档案馆向公共档案馆转型提供了坚实的资源基础。(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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