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独立性是公共档案馆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内动力。从附属性的机构变为独立性机构是近代意义档案馆产生的前提和标志。19世纪上半叶，以霍费尔、艾哈德、冯·麦登等为代表的德国档案学者发表系列论文，就档案馆性质和服务方向问题展开了理论讨论并达成了一定共识，他们认为档案馆在必须摆脱机关附属机构的地位成为一个独立机构的同时，也应与行政机关加强联系，从而保持为行政管理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双重性质[76]。这被看作近代档案学产生的主要标志之一。此外，19世纪上半叶也是欧洲各国国家档案馆快速发展的时期，受法国大革命和法国国家档案馆成立的影响，欧洲各国普遍创设了具有独立性质的中央档案馆或国家档案馆，为公共档案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对而言，北美国家创建公共档案馆的历程就艰辛许多。以加拿大为例，该国早在1872年就成立了公共档案馆的前身——档案分部，不过这一机构却隶属于农业部，直到1912年才正式独立为公共档案馆，由于缺乏独立性和有力的制度保障而导致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的工作困难重重，但也使加拿大档案界在追求创建独立性质公共档案馆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在国际范围内颇具特色的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理念与实践模式[77]。在种族隔离制度时代的南非，以国家档案馆为代表的公共档案机构虽然名义上保持了独立机关的性质，但实际上却沦为统治者的附庸和思想统治工具，直到20世纪90年代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在国际档案界的帮助下，才开始启动向真正独立的公共档案馆转型的历程[78]。挪威档案学家列维·米克兰在第十二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所作的《从职业到专业：档案工作者的职业特征》主报告中指出：“档案馆积累和保存档案，就是保存了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文明的肯定。”[79]档案馆是保证档案财富持续积累和世代相传的组织形式，单靠档案室难以完成系统保存人类社会文明成果的历史使命。对独立性的追求，使得档案馆摆脱了行政机关附属机构的性质，从更广泛的视角去保存人类社会文化遗产，这是它迈向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档案馆过程中最坚实的一步。正如王改娇所说，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法、英、美三国通过法律明确国家档案馆是一个独立机构，不从属于政府的其他部门，“是确保国家档案馆‘公共性’的重要条件”[80]。21世纪初以来，我国上海、广东、沈阳等地档案馆迁出党委、政府大院，在城市繁华地段或交通便利之所建立独立的档案馆新馆，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我国档案馆在“区位”上寻求独立性、塑造公共档案馆形象的切实努力。由此不难发现，追求独立性价值是中外公共档案馆产生、发展与演化的基础动力。(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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