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档案意识提升：公共档案馆的文化氛围

社会档案意识指的是社会大众对档案这一客观事物和档案工作这一项事业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它是由档案和档案工作所显示的社会作用长期影响人们而在社会上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较为普遍的大众心理倾向，是档案和档案工作面向社会、走向社会并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化的产物^[43]。如前所述，档案价值的发现和国家档案文化观的形成，是近代公共档案馆思想的重要表现，对公共档案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推动效力。从本质上看，这些都属于社会档案意识的范畴。社会档案意识的长期积累与整体提升，才会孕育出公共档案馆破土而出的“社会文化土壤”。

法国大革命建立公共档案馆制度之前，欧洲档案工作的近代化转型已经延续了近两个世纪^[44]，专业化的档案工作者群体开始出现，而自17世纪开始，英国的历史学家就为使公众承认档案的社会文化价值而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45]。法国的历史学家利用国家官方档案来撰写史学著作的活动也并不罕见。由此，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社会已经对公共档案具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和理解。法国大革命使法国政府承认了公共档案的价值，并将其作为一种“遗产”加以看待。正如美国学者谢伦伯格在1956年出版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中所言：“公共档案是包括书籍、手稿和博物馆珍藏品在内的文化财富的一种。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公园、纪念碑和各种建筑物。”^[46]意大利自1975年成立文化遗产部后，公众利用文化遗产的权利得到了强化，“在传统上作为高度专门化研究之地的公共档案馆，也不得不把自己迅速变成传播文化的中心。它们扩大和加强了教育活动，旨在通过组织训练班、进修班、研讨会和其他活动，并通过举办展览会（常常是多学科的）来传播和促进文化”^[47]。由此，公共档案馆的文化价值理念逐步植根于民众内心深处，为20世纪世界范围内公共档案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从19—20世纪北美档案学者访欧的经历和体会看，欧洲社会的档案意识普遍高于北美的加拿大和美国，这也是这两个国家创建公共档案馆颇费周章的原因之一。以美国为例，首先由于档案工作者的专业化进程较为缓慢，由历史学家、图书馆员或政府公务人员临时管理档案文件的情况居多，档案工作者的专业认同意识难以建立^[48]；其次，美国政府习惯于将政府文件结集出版，并通过寄存图书馆系统向公众开放，他们潜意识地认为出版政府文件汇编就是保护档案本身，因此长期以来对原始档案的保管缺乏足够的关注^[49]。这自然会导致美国社会的档案保管意识不强。美国国家档案馆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詹姆森和利兰通过演讲、发表论文、接受媒体采访等方式，向美国政府和民众灌输档案意识^[50]。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的前两任馆长，为了获得政府和社会大众的支持，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阐述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51]。

中国具有悠久的档案工作传统，特别是宋代出现的架阁库、金耀门文书库，相当于现代的政府机关档案室和中央级国家档案馆，并出现了定期将保存在架阁库中的档案按照形成年限向金耀门文书库移交的制度^[52]，体现出中国古代传统档案管理的特色。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公共档案馆理念的传入，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公共档案馆的意识。“八千麻袋事件”和档案文献流落异邦的遭遇，激发了梁启超、蔡元培、鲁迅以及旅欧学者们的公共心和爱国良知，他们意识到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专门保藏公共档案资源并以公众为服务对象的档案馆^[53]。1936年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对当时民众档案意识的觉醒过程有过深刻评价：(www.xing528.com)

让我们先说一说国人对于清代档案认识的过程。最初是封禁时期：档案禁闭在库里，诚所谓“三百年来学士大夫不得一窥”，谈不到认识。其次是宣统初年档案出库的时期，那时谁也瞧不起档案，都以为“旧档无用”，应付诸一炬。又其次是保存时期：档案得到学部属官的青睐，赖张之洞氏的奏请而得以移储国子监南学。第四是民国初年档案渐引起人们的注意，政府打算把它们储入图书馆的时期。起初，张之洞氏虽保存了档案，可是没有怎样去处置它们过……第五是学术界重视档案及积极负起保存与整理档案之责任的时期。^[54]

当时的知识分子除了关注欧美公共档案馆的开放性和服务性等问题外，还特别注意到档案馆收藏的平民化问题，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1938年，何鲁成在《档案管理与整理》一书中指出：“在古代，对于档案之保存，亦鲜注意。帝王之言行，间有记载保存，其他所能保存者，亦不过为军事之布置，王威之宣扬等，而于民间病苦，则绝少保存。降至近代，则保存档案之观念，非复旧观。对于法律之影响于公众事件者，特加注意。”^[55]这反映了何鲁成对公共档案馆馆藏公共性的认识。1942年秦翰才的《档案科学管理法》一书中指出：“吾人断定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之文野，常以其有无历史记录，或有无完善之历史以为衡。由是吾人评判一组织在文化上之程度，亦可以其有无完善之档案以为衡。”^[56]殷钟麒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的档案意识有了较大提升：“自民国二十年起厉行档案改革运动后递遭至今，朝野上下，对于档案之观志，为之丕变……现在各机关之首长以至干部人员，多能认识档案之重要。”^[57]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特别强调了国家档案的文化财富性质。1956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社论，指出“档案是国家和人民的公共财富”，并指出档案工作“本身又是一件复杂繁重的科学工作，而不只是所谓‘保管档案’，更不能只是把档案‘锁起来’”^[58]。这一社论充分表明当时中国政府在档案馆理念上的开放与自信，为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档案意识的逐步提升奠定了基础。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层面将档案馆与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一起列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档案馆建设才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档案作为一种从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文化记录和知识宝库这一广义上理解的资源，也许已进一步得到普遍承认”^[59]。从文化视角看，作为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组成部分的公共档案馆，它们所开展的各项活动属于人类文化活动的范畴。公共档案馆履行文化传承、文化服务、文化传播、文化教育、文化交流的责任，不仅在完成着对社会文化的建构，也将公共档案馆文化纳入社会文化传播的广泛轨道，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及文明的演进^[60]。公共档案馆履行文化责任与社会公共文化责任意识之间具有相互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随着社会公共文化责任意识的不断提升，公共档案馆获得了体系化生长、发展的可持续性的文化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