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欧各国公共档案馆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欧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大力推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催生了法国国家档案馆和遍布全国的公共档案馆体系，而随后的拿破仑帝国时代，则推动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各国中央档案馆的先后诞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18—19世纪的欧洲“公共档案馆运动”。图书馆学界借用“政治机遇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的理论模型来解释不同政治机会结构下公共图书馆的发展问题[8]，我想将它用来阐述公共档案馆的产生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行的。
政治机遇结构指的是“各种促进或阻止某一政治行动者之集体行动的政权和制度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之种种变化”，而“一个政权的总体特征影响着任何潜在的要求提出者所面对的威胁和机遇，而这些特征的种种变化则导致了抗争性质的变化”，“威胁和机遇二者都会因权力的分割或集中，因政体的开放性、政治结盟关系的不稳定性以及盟友可获得性方面的变化而发生改变”[9]。公共档案馆的理念与实践是对传统的封闭式的档案馆服务理念的一种抗争，它必然会受到传统政治力量和守旧分子的抵制，双方的对抗、交锋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公共档案馆运动促使公共档案馆由理念变为制度化机构，这一过程中，政治环境与政治机遇往往会成为影响这一演变历程时间长短的关键性因素。
公共档案馆的产生，蕴含于特定的政治机遇结构之中。当政治机遇结构处于开放状态时，公共档案馆就能比较容易地获得话语体系、制度安排、公共政策等方面的机遇，从而推动公共档案馆制度化的快速实现。法国公共档案馆的形成就得益于法国大革命的兴起所带来的巨大政治机遇。1790年成立的旨在“保管新法兰西的文件”的法国国家档案馆就面临如何处置旧政权档案遗产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既与政权更迭所带来的权力结构演变有关，也关涉法国国家档案馆档案遗产的丰富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些档案文件是否能够被后人所利用。激进的革命分子主张将体现着旧秩序法理和特权的旧文件销毁[10]，而保守派认为这些旧政权文件已经是公共的财富，公众应该有机会利用这些文件，以保障自身在消除封建权利和封建财产关系方面的切身利益，因此应该保留这些文件。经历过短暂的档案文件销毁历程后，法国政府和民众逐步认识到档案文件是维持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基础，“承认档案对于社会的重大意义，是法国大革命的重大成果之一”[11]。尽管法国国家档案馆建立面向公众开放的阅览室是数十年之后的事情，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法国公共档案馆体系借助于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开放的政治氛围却很快创建起来了。(www.xing528.com)
相比较而言，北美地区的加拿大、美国创建公共档案馆的历程就颇为曲折。从1872年加拿大在农业部下设“档案分部”算起，直到1912年公共档案馆法出台，加拿大公共档案馆才获得独立的地位[12]。1776年美国独立以后，对档案工作并未投入过多热情，直到19世纪末随着詹姆森、利兰等史学家开始发起“国家档案馆运动”之后，又历经40年余年才创建了美国国家档案馆[13]。因此，美国史学家琼斯不禁感慨：“一个向来重视成文宪法和法律的国家，竟然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漠视保存公共文件这样重要的一件事情，单是这件事本身就已很不寻常。但是这个国家，一旦体会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而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便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具规模的档案体系之一时，这件事情又可说是更加不寻常了。”[14]这充分说明了政治机遇结构的重要性。此外，南非国家档案馆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很快就作为政治民主化的工具而开启了向公共档案馆转型的发展道路[15]，也凸显了这一点。
中国国家档案馆体系的创建以及向公共档案馆转型的案例也证明了政治因素在公共档案馆产生中的巨大影响力。受欧美国家档案馆建设和公共档案馆思潮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政府内部的开明人士、知识分子先后提出创建“中央档案局”“国立档案库”和“国家档案馆”的不同倡议，但最终未能实现[1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于1954年11月成立国家档案局，1956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是集中统一地管理国家档案，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便于国家各项工作的利用”，并要求“国家档案局应该全面规划，逐步地在首都和各省区建立中央的和地方的国家档案馆”[17]，由此中国很快创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档案馆体系，并借助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开放历史档案倡议和21世纪初期开始的创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运动，积极推动国家综合档案馆走向公开和开放，逐步形成了中国的公共档案馆建设思路。稳定、开放的政治环境，特别是2002年中国政府将“公共服务”作为政府四大职能之一所带来的政治机遇效应，对当前的中国公共档案馆建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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