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公共档案馆发展动力机制及对策研究

历史学家们已经摆脱了文献崇拜，整个社会都沉浸在保存的执着和档案的生产热之中。我们今天所称的记忆，实际上是由庞大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材料积累和深不可测的资料库构成的，这些资料库储存着我们无法记住的东西，对我们可能需要回忆的东西进行无边无际的编目。莱布尼茨所称的“纸面记忆”已经变成了一种独立的体制，它包括博物馆、图书馆、资料室、文献中心和数据库。仅就公共档案馆而言，根据专家们的估计，几十年内发生了数量上的革命，它们增长了上千倍。……随着传统记忆的消失，我们甚至带着宗教般的虔诚去积聚各种过去的遗迹、证据、文献、形象、语言和直观象征物，仿佛这些日益丰富的资料终会在某某历史法庭上成为某种证据。^[1]

——皮埃尔·诺拉（1984）(www.xing528.com)

一般认为，法国大革命掀开了世界公共档案馆建设的真正大幕，并逐步推动了国际范围内社会各界对公共档案馆理念的普遍认同。从一定程度上讲，对公共档案馆形成的动力机制开展研究，可以对中外公共档案馆的形成过程进行提炼和总结，找到推动公共档案馆产生的各层面的社会力量和因素，从而对公共档案馆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1956年美国学者谢伦伯格在其名著《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中从行政效率、文化、公民权利、政府公务等四个方面对法、英、美三国国家档案馆的设置原因进行了综合分析，成为研究公共档案馆动力机制的经典范式^[2]。当前，欧美学者已经关注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外部环境因素在公共档案馆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3]，但他们的研究聚焦于公共档案馆转型与发展阶段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对公共档案馆产生、形成阶段的动力因素缺乏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且较少关注公共档案馆产生的内生机理。国内学者较早关注档案馆社会化的动力机制^[4]，注意到政治民主化、民本文化等外部因素和公共档案馆自身发展等内部因素在推动档案馆开放中的核心作用^[5]，近年来则出现解读西方公共档案馆动力机制的研究成果^[6]，但成果数量偏少、研究视角单一，难以从中外公共档案馆产生的整体社会背景入手进行的宏观分析。实际上，世界各国公共档案馆的产生，既离不开它们所依存的社会大环境所赋予的外动力，也与档案馆自身的管理与发展水平所产生的内动力紧密关联，是多元社会力量和相关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