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档案工作者的理念及发展对策

公民档案工作者的理念是美国公民文化的产物，源自于公共档案馆对个人数字遗产保存和档案文化遗产数字化众包的现实需求，也是对传统档案馆志愿服务观念的深化。一般认为，社会各界有机会接触档案、参与档案工作的非档案专业人士均可称为“公民档案工作者”。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著名档案学者理查德·J.考克斯在2008年和2009年先后发表论著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他认为，个人数字文件保管系统的快速发展使得现在的档案馆越来越难以获取个人或家庭档案，而个人则可以通过捐赠的方式将这些档案存放在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或其他文献收藏机构。他认为专业的档案工作者可以培育公民的档案保管与管理能力，提升他们对数字时代档案使命的本质和重要性的认知，从而将他们武装成具有深度参与数字保存工作的公民档案工作者，因此，档案工作者应当与公众建立新型合作关系，而公众也需要向专业的档案工作者学习如何提升文献遗产保护的综合素养。^[201]2010年4月，现任美国国家档案馆馆长戴维·S.费列罗（David S.Ferriero）在官方微博上发文，希望在“开放政府计划”背景下，将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馆藏以数字化的方式推向公众，从而培育有助于更好实现美国国家档案馆使命的“公民档案工作者”^[202]。2010年7月，美国国家档案馆创建了一个旨在推动档案工作者、档案利用者与研究者之间沟通的平台——档案维基（Our Archives Wiki），2011年9月，美国国家档案馆在其官方网站上专门开辟了“公民档案工作者”版块，这一倡议获得2012年度美国沃尔特·盖尔霍恩创新奖^[203]。2016年理查德·J.考克斯分析了公民档案工作者给档案职业带来的伦理问题，他认为，随着数字社会的兴起，学科融合进一步加深，文化敏感性和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社群档案和原住民档案日渐增多，网络化社交媒体的迅速普及，档案工作者的重点首先是应该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专业知识，甚至使他们能够成为称职的档案工作者，其次档案工作者必须承认普通人都拥有对自身遗产和权利的卓越管理权，最后档案工作者不应再强调制定严格的、规范化的基本原则，如档案与文件、证据与信息，以接受不同形式的文化和原住民群体所认同的基于宗教、文化、象征和证据等因素而形成的价值观^[204]。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用“参与式档案馆”这一概念来概括数字时代档案馆和档案职业的发展态势^[205]。不难看出，多元并存是当前数字时代最大的特色，基于此，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信息研究学系安·吉利兰（Anne Gilliland）教授为代表的欧美学者提出了档案多元论（archival multiverse或archival pluralism）的思想^[206]，试图从实证主义、相对主义和国际化的立场来反映多元视角下档案存在及其建构意图的多元特征，揭示出学术机构、官僚机构和个人在档案证据性文本和记忆留存意图方面的多样性，从而尊重社区多元化带来的文化形式和文化财产概念的差异性。国内学者安小米、郝春红^[207]则认为，档案多元论是21世纪档案学领域对档案多种可能存在形式及其属性认识的一套假说，从跨学科视角来理解档案的本质，从跨机构、跨文化全球化视角来认知档案权力、档案话语、档案实践模式及其社会影响，提供融合实证主义方法论和解释主义方法论的混合方法论。档案多元论改变了传统纸质工作环境下档案部门以末端被动中立方式开展证据和记忆留存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倡导在互联网新媒体工作环境下档案部门以前端和全程主动参与证据和记忆的形成、留存和提供可持续再用，这对中外公共档案馆理念的升华和公共档案馆建设的推进提供了理论指导。

不难看出，由于西方国家公共档案馆思想和实践均早于我国，我国的公共档案馆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均受到西方相关理论的影响，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发起“国家档案馆”运动以来，我国公共档案馆思想从萌芽到生长，特别是结合中国国情而提出的由国家综合档案馆向公共档案馆转型的建设思想颇具时代生命力，而在当今的数字时代，公共档案馆的理念也将指引着中国的档案馆以更加亲民、开放、包容的方式走向民众。

【注释】

[1]Waldo Gifford Leland，“The National Archives：A Programm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8，No.1，Oct.1912，p.1.

[2]薛匡勇：《档案馆论》，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0页。

[3]［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4]肖南：《中西档案馆发展史比较》，《档案学通讯》1996年第6期。

[5]Rosalind Thomas，Oral Tradition and Written Record in Classical Athens，Cambridge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73-83.

[6]James P.Sickinger，Public Record and Archives in Classic Athens，Chapel Hill ＆ Lond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9，p.62.

[7]Rosalind Thomas，Oral Tradition and Written Record in Classical Athens，Cambridge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73-83.

[8]［古希腊］安丰提：《古希腊演说辞全集：阿卡提演说家合辑》，冯金朋主编、陈钗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247页。

[9]James P.Sickinger，Public Record and Archives in Classic Athens，Chapel Hill ＆ Lond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9，pp.3-5.

[10]P.J.Rhodes，“Public Documents in the Greek States：Archives and Inscriptions，Part I”，Greece ＆ Rome，Vol.48，No.1，Apr.2001，p.33；Alan L.Boegehold，“The Establishment of a Central Archive at Athens”，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76，No.1，Jan.1972，p.24.

[11]James P.Sickinger，Public Record and Archives in Classic Athens，Chapel Hill ＆ Lond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9，preface.

[12]William C.West，“The public archives in fourth-century Athens”，Greek，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Vol.30，No.4，1989，pp.529-543.

[13]根据文献记载，古希腊城邦时期，人们在公共事务活动中形成的公共文件并不会都面向全体公民开放，特别是一些重要公共政治人物所产生的文件也不是全部公开，但当时已经形成了较为规范的文件制作、立卷归档、编目整理、存储、利用等流程，利用效果不错。参见John K.Davies，“Greek Archives：From Record to Monument”，from Maria Brosius，Ancient Archives and Archival Traditions：Concepts of Record-Keeping in the Ancient Worl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324-340。

[14]［法］米歇尔·迪香：《开放、利用和传播档案信息的调研报告》，载中国档案学会外国档案学术委员会编《〈文件与档案管理规划〉报告选编》，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17页。

[15]Anthony M.Snodgrass，Archaic Greece：The Age of Experime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p.58-60，转引自黄洋《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16]黄洋：《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17]Sue McKemmish，Michael Piggott，Barbara Reed，Frank Upward，Archives：Recordkeeping in Society，Wagga Wagga：Charles Sturt University，2005，pp.27-28.

[18]Luciana Duranti，“Archives as a Place”，Archives and Manuscripts，Vol.24，No.2，1996，pp.243-244.

[19]［德］阿道夫·布伦内克：《档案学——欧洲档案工作理论与历史》，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油印本1985年版，第133页。

[20]［法］米歇尔·迪香：《开放、利用和传播档案信息的调研报告》，孙钢译，载中国档案学会外国档案学术委员会编《〈文件与档案管理规划〉报告选编》，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17页。

[21]王岑曦：《来源原则历史源流新探》，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8年，第57—58页。

[22]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109页。

[23]［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下卷）》，张绪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72—673页。

[24]［英］E.希格斯：《从中世纪学说到信息管理：档案专业的演变》，载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编《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25]所谓二元主义，是指原件发给收文者并由其保存、发文者只保存所发文件的誊录簿，从而收文与发文誊录簿各为一类的分类法。中世纪时期的档案馆，无论是教会档案馆还是世俗档案馆，通常都只保存收文且以收藏财政、法律方面的文件为主。甚至当时欧洲各国的国王们都没有永久保存这些文件的场所，有的国王将文件与珍宝、宗教圣物一起保存在安全的地方，有的就直接寄存在教堂。由于仅保管收文难以全面反映机构的整体文书运行状况，于是一些机构开始将发出的文件进行复制处理，并汇编成册，以图书的形式保存。这些档案文件汇编后来就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们进行古典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参见Ernst Posner，“Some Aspects of Archiv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French Revolution”，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3，No.3，Jul.1940，pp.159-161。

[26]［英］E.希格斯：《从中世纪学说到信息管理：档案专业的演变》，载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编《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

[27]徐波：《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民族史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

[28]Ernst Posner，“Some Aspects of Archiv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French Revolution”，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3，No.3，Jul.1940，p.160.

[29]［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页。

[30]［美］C.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陶松寿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3页。

[31]孙锦泉、徐波、侯树栋：《欧洲文艺复兴史·史学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1—73页。

[32]徐波：《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民族史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206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46页。

[34]档案管理工作集中化的表现有：1545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开始将其文献宝库从卡斯蒂利亚转到著名的锡曼卡斯城堡，到1567年它完成了对卡斯蒂利亚王国（Castilian Crown）的议会档案、宫廷档案、大法官档案、司库档案的接收工作，而1588年制定的《锡曼卡斯档案馆条例（Instruccion pare el Gobierno del Archivo de Simancas）》则是已知的第一个档案法规；1568年，法国停止在宪典宝库（Trésor des chartes）登记册上做记录，转而在总理公署和国家秘书处保存档案；1610年，英格兰詹姆一世任命赖卫纽·曼克（Levinus Monk）和汤姆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为英格兰档案文件库总管（Keepers and Registers of Papers and Record），此后英国产生的重要文件都集中保管在档案文件库；1670年开始，欧洲各国君主开始在所有重要的国家公仆逝世时搜集他们的档案。具体参见Michel Duchein，“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rchiv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val Profession in Europe”，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55，No.1，Jan.1992，p.16。

[35]［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05—406页。

[36]同上书，第405页。

[37]例如，中世纪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最重要的档案要么保存在城市档案馆，要么保存在教会里。具体参见Luciana Duranti，“Medieval Universities and Archives”，Archivaria，No.38，Fall 1994，pp.41-42。

[38]Luciana Duranti，“Archives as a Place”，Archives and Manuscripts，Vol.24，No.2，1996，p.245.

[39]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1—95页。

[40]国内档案学界一般将其翻译为“波尼法西奥”。

[41]黄坤坊编著：《欧美档案学概要》，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42]在欧洲紫色长期是皇权的象征，除君主之外他人不得使用。这里“没有紫色的皇权”意指给予档案馆以崇高的地位但不是独占性的，是面向普通民众开放的一种高贵的场所。参见Lester K.Born，“Baldassare Bonifacio and His Essay De Archivis”，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4，No.4，Oct.1941，pp.227-237。

[43]黄坤坊编著：《欧美档案学概要》，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44]黄世喆：《走出中世纪：现代档案学的文艺复兴思想火花》，《档案管理》2008年第1期。

[45]Java Valge，Brigit Kibal，“Restrictions on Access to Archives and Records in Europe：A History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28，No.2，Oct.2007，p.196.

[46]Luciana Duranti，“Archives as a Place”，Archives and Manuscripts，Vol.24，No.2，1996，pp.247-248.

[47]［尼日利亚］U.O.A.埃思：《档案学：国家和文化传统，还是一门国际学科？》，载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编《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页。

[48]Ernst Posner，“Some Aspects of Archiv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French Revolution”，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3，No.3，Jul.1940，pp.161-163.

[49]［法］米歇尔·迪香：《开放、利用和传播档案信息的调研报告》，孙钢译，载中国档案学会外国档案学术委员会编《〈文件与档案管理规划〉报告选编》，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228页。

[50]韩玉梅、张恩庆、黄坤坊编著：《外国档案管理概论》，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页。

[51]韩玉梅主编：《外国现代档案管理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52]Ernst Posner，“Some Aspects of Archiv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French Revolution”，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3，No.3，Jul.1940，pp.161-163.

[53]Michel Duchein，“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rchiv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val Profession in Europe”，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55，No.1，Jan.1992，p.18.

[54]［英］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胡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8页。

[55]［德］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孟钟捷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1—12页。

[56]［英］E.希格斯：《从中世纪学说到信息管理：档案专业的演变》，载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编《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57]两个多世纪后，中国北洋政府时期发生了“八千麻袋事件”，固然与当时的政府腐败有直接关联，但“旧档无用论”的传统思维无疑还植根在当时国人的内心深处。

[58]转引自［法］德拉克鲁瓦等《19—20世纪法国史学思潮》，顾航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10页。

[59]Astrid Swenson，The Rise of Heritage：Preserving the Past in France，Germany and England，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29-35.

[60]［法］德拉克鲁瓦等：《19—20世纪法国史学思潮》，顾航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10页。

[61]［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06页。

[62]［法］德拉克鲁瓦等：《19—20世纪法国史学思潮》，顾航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页。

[63]［法］米歇尔·迪香：《开放、利用和传播档案信息的调研报告》，孙钢译，载中国档案学会外国档案学术委员会编《〈文件与档案管理规划〉报告选编》，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16页。

[64]［荷］斯·缪勒、伊·阿·裴斯、阿·福罗英：《档案的整理与编目手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1959年版，第3页。

[65]Hilary Jenkinson，A Manual of Archives Administration，London：Percy Lund，Humphries ＆CO LTD，1937，p.11.

[66]［美］T.R.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黄坤坊等译，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67]［加］T.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载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编《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页。

[68]［美］T.R.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黄坤坊等译，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5页。

[69]亨利·霍珀·迈尔斯的演讲发表于1870年12月14日，后发表于1871年魁北克文学与历史学会会刊上。具体参见Henry Hopper Miles，“On‘Canadian Archives’”，From：Transactions of th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Society of Quebec，Quebec：Middleton ＆ Dawson，1871，pp.53-71。

[70]B.C.Cuthbertson，“Thomas Beamish Akins：British North America's Pioneer Archivist”，Acadiensi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Region，Vol.7，No.1，1977，pp.86-102.

[71]在1881年的年度报告中，布里默详细描述了英国公共档案馆（British Public Record Office）、历史手稿委员会（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苏格兰档案登记总局（General Register Office for Scotland）的历史及运行状况，而国会图书馆的议案是在1882年5月提出。由此可见，布里默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对档案分部的职能进行更为清晰的定位，而该议案刺激了更快地阐述他的理念，以应对这一危机。具体参见Douglas Brymner，Report on Canadian Archives（1881）.Ottawa：S.E.Dawson，1882，pp.1-54。

[72]Douglas Brymner，Report on Canadian Archives（1882），Ottawa：Maclean，Roger ＆ CO.，Wellington Street，1883，pp.6-8.

[73]Ian E.Wilson，“‘A Noble Dream’：The Origins of the Public Archives of Canada”，Archivaria，Vol.15，Winter 1982-1983，p.25.

[74]Ian E.Wilson，Shortt and doughty：the cultural role of the public archives of Canada，1904-1935，Ph.D.Dissertation，Ontario：Queen's University，1973，pp.55-57.

[75]这段话来自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1卷第5章“美国的民主政府”第2部分：美国行政的不稳定性（Instability of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前四句摘自董果良翻译、199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中文版，后两句转引自黄坤坊等译、档案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由于后面两句涉及档案与文件等术语，黄坤坊等人的翻译更符合对档案文件管理状况的认知，因此采用了这本书的译法，特此说明。参见［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35—236页；［美］T.R.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黄坤坊等译，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76]Richard J.Cox，Charles Dollar，Rebecca Hirsch，Peter J.Wosh，“Founding Brothers：Leland，Buck，and Capp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rchives Profession”，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74，No.S1，Jan.2011，pp.3-4.

[77]李刚：《美国档案学史上的双子星座——兼论早期档案学家的专业认同》，《档案学通讯》2010年第5期。

[78]Victor Gondos，J.Franklin Jameson and the Birth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1906-1926，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1，pp.14-15.

[79]Victor Gondos，J.Franklin Jameson and the Birth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1906-1926，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1，pp.27-28.

[80]Ibid.，pp.66-67.

[81]H.G.Jones，The Records of a Nation，New York：Atheneum，1969，p.7.

[82]Rodney A.Ross，“Waldo Gifford Leland：Archivist by Association”，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46，No.3，Summer 1983，pp.265-266.

[83]Waldo Gifford Leland，“American Archival Problems”，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year 1909，Washington，1911，pp.342-348.

[84]Richard J.Cox，Charles Dollar，Rebecca Hirsch，Peter J.Wosh，“Founding Brothers：Leland，Buck，and Capp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rchives Profession”，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74，No.S1，Jan.2011，p.4.

[85]Randall C.Jimerson，“American Historians and European Archival Theory：the Collaboration of J.F.Jamerson and Waldo G.Leland”，Archival Science，Vol.6，No.3-4，Sep.2006，pp.307-308.

[86]覃兆刿：《从“档房”到“档案馆”——关于中国档案事业近代化的文化反思》，《档案学研究》2004年第3期。

[87]《专电》，《申报》1913年6月17日第2版。

[88]《王正廷提议设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申报》1928年12月7日第8版。

[89]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编：《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29年版，第68页。

[90]《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之第一日》，《申报》1929年1月29日第3版。

[91]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编：《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29年版，第66页。

[92]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编：《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29年版，第76页。

[93]国家或中央级图书馆承担保存国家档案文化遗产任务在档案事业发展早期并不是一件罕见的运作状态，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曾肩负过这样的使命（H.G.Jones，The Records of a Nation，New York：Atheneum，1969）。此外，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曾审议过“设立中央档案库暨图书馆管理局”和“设立俄罗斯革命运动历史档案图书馆”的两个议题（具体参见［苏］斯米尔诺夫（И.С.Смирнов）：《苏联初期文化建设史略》，徐亚倩译，中国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1953年版，第220—221页）。美国、苏联是当时中国图书馆界接触较多的国家，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设想与他们对美、苏的了解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此外，袁同礼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对英国公共档案局有一定的认识（参见袁同礼《袁同礼君致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2月5日第1版），此外袁同礼本人就认为，“研究图书馆学者，从事档案文献博物等馆之工作，最为适宜”（参见刘纯《从图书馆说到档案处》，《中央时事周报》1935年第4卷10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不少图书馆学界知名人士的真实态度。

[94]转引自李祚明《“国立档案总库”与“国史馆”》，《档案与建设》1988年第6期。

[95]《公文：关于教育文化者：关于重设国史馆案》，《中央党务月刊》1934年第68期。

[96]滕固：《档案整理处的任务及其初步工作》，《行政效率》1935年第2卷第9—10期合刊本。

[97]蒋廷黻：《欧洲几个档案库》，《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馆十周年纪念文献特刊》，1935年，第35—38页。

[98]参见蒋耘、蒋梅选辑《张继等人提议建立档案总库筹设国史馆史料一组》，《民国档案》2012年第4期；《张继等提议建立档案总库筹设国史馆提案及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史馆档案，全宗号：三十四（2），案卷号：1。

[99]《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筹备大纲》，《国史馆馆刊》1948年第1卷第4期。

[100]《傅振伦编译〈档案馆学论文译丛〉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史馆档案，全宗号：三十四，案卷号：2079。

[101]傅振伦：《拟全国档案馆组织条例》，载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文通书局1947年版，第100—105页。

[102]毛坤：《档案序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1935年第7卷第1期。(www.xing528.com)

[103]毛坤：《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图书馆学季刊》1936年第10卷第3期。

[104]毛坤：《〈档案行政学〉讲义原稿》，四川大学校史馆收藏。

[105]梁建洲：《毛坤对档案教育和档案学发展的贡献》，《档案学通讯》1995年第6期。

[106]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文通书局1947年版，第38—64页。

[107]邓绍兴、邹步英、王光越：《中国档案分类的演变与发展》，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86—89页。

[108]［法］安东尼·德·巴克、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法国文化史Ⅲ：启蒙与自由：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朱静、许光华译，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版，第279页。

[109]同上书，第250页。

[110]［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07页。

[111]Jennifer S.Milligan，“‘What Is an Archive？’in the History of Modem France”，from Antoinette Burton，Archive Stories：Facts，Fictions，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6，p.160.

[112]Stefan Berger，“The Role of National Archives in Constructing National Master Narratives in Europe”，Archival Science，Vol.13，No.1，Mar.2013，pp.5-8.

[113]P.Müller，”Doing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Leopold Ranke，the Archive Policy，and the Relazioni of the Venetian Republic”，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Vol.56，No.2，2009，pp.80-103.

[114]Stefan Berger，“The Role of National Archives in Constructing National Master Narratives in Europe”，Archival Science，Vol.13，No.1，Mar.2013，pp.7-13.

[115]转引自韩玉梅、张恩庆、黄坤坊编著《外国档案管理概论》，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

[116]［法］克莱尔·贝舍尔：《档案的普遍利用》，载中国档案学会学术部、《档案学通讯》编辑部编印《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1982年，第128—129页。

[117]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year 1910，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1，pp.298-301.

[118]Victor Gondos，J.Franklin Jameson and the Birth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1906-1926，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1，pp.53-54.

[119]Stefan Berger，“The Role of National Archives in Constructing National Master Narratives in Europe”，Archival Science，Vol.13，No.1，Mar.2013，pp.1-22.

[120]肖秋会、杨青：《欧洲档案利用限制的历史与现状》，《中国档案》2010年第1期。

[121]Ian E.Wilson，“‘A Noble Dream’：The Origins of the Public Archives of Canada”，Archivaria，No.15，Winter 1982-1983，p.31.

[122]Ken Osborne，“Archives in the Classroom”，Archivaria，No.23，1986-1987，pp.16-26.

[123]Michel Duchein，“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rchiv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val Profession in Europe”，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55，No.1，Jan.1992，p.18.

[124]［加］特里·库克：《四个范式：欧洲档案学的观念和战略的变化——1840年以来西方档案观念与战略的变化》，李音译，《档案学研究》2011年第3期。

[125]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德国史学家冯·兰克就宣称“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就怎样叙述”，并认为“当事人的信函比史学家的记录更有价值”。当时的档案工作者认为，他们的职责只是“为国家和民族乃至社会文明保存史料，积累知识，因而认为鉴定档案是对历史的亵渎和冒犯，原则上反对一切鉴定和销毁档案的行为”。

[126]Lester J.Cappon.“What，Then，Is There to Theorize About”，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45，Winter 1987，pp.19-25.

[127]Waldo Gifford Leland，“American Archival Problems”，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year 1909，Washington，1911，pp.343-347.

[128]［加］T.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载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编《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129]Hilary Jenkinson，“British Archives and the war”，American Archivist，Vol.7.No.1，1944，p.16.

[130]H.H.E.Craster，“Review of A Manual of Archive Administration.By HILARY JENKINSON.（London：Milford，1922.）”，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38，No.149，Jan.1923，pp.136-137.

[131]谭必勇：《“证据的神圣性”：希拉里·詹金逊古典档案思想成因探析》，《档案学通讯》2017年第4期。

[132]Elizabeth Shepherd，Archives and Archivists in 20th Century England，Farnham：Ashgate，2009，pp.81-82.

[133]［加］特里·库克：《四个范式：欧洲档案学的观念和战略的变化——1840年以来西方档案观念与战略的变化》，李音译，《档案学研究》2011年第3期。

[134]［西德］R.格罗斯：《档案在工艺上的利用》，载中国档案学会学术部、《档案学通讯》编辑部编印《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1982年，第107—110页。

[135]Terry Cook，“Evidence，Memory，Identity，and Community：Four Shifting Archival Paradigms”，Archival Science，Vol.13，No.2-3，Jun.2013，pp.95-120.

[136]［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71页。

[137]［荷］克里斯·洛伦茨：《跨界：历史与哲学之间》，高思源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4—153页。

[138]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6—57页。

[139]格拉夫顿认为：“兰克依赖中央政府档案和大家族的文件，且并无深刻反思，就接受了一种对历史的特定解释：国家和君主要优先于人民和文化。”转引自［荷］克里斯·洛伦茨《跨界：历史与哲学之间》，高思源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页。

[140]早在1950年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国际档案理事会第二任主席、法国国家档案馆馆长夏尔·布莱邦就认识到档案馆的文化工具属性，他认为“档案是一个国家、省、行政机关的记忆”，档案馆“保存着一个国家财富中最宝贵的东西，即历史证据和作为国家灵魂的材料”（参见黄坤坊编著《欧美档案学概要》，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不过，从他的表述中不难发现，他关注的是国家记忆，基本不涉及个体、社群层面的集体记忆。

[141]Trond Jacobsen，Richard L.Punzalan，Margaret L.Hedstrom，“Invoking‘Collective Memory’：Mapping the Emergency of a Concept in Archival Science”，Archival Science，Vol.13，No.2-3，Jun.2013，pp.217-251.

[142]［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143]［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的地点》，巴黎：伽利马出版社1984年版，转引自［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109页。

[144]［加］特里·库克：《四个范式：欧洲档案学的观念和战略的变化——1840年以来西方档案观念与战略的变化》，李音译，《档案学研究》2011年第3期。

[145]丁华东：《档案学理论范式研究》，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232页。

[146]［加］威尔弗莱德·史密斯：《“总体档案”：加拿大的经验》，丁媚译，《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4期。

[147]Wilfred I.Smith，“‘Total Archives’：The Canadian Experience”（originally 1986），from Tom Nesmith，Canadian Archival Studies and the Rediscovery of Provenance，New Jersey：Scarecrow Press，1993，pp.133-150.

[148]Ibid..

[149]［加］T.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载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编《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页。

[150]Ken Osborne，“Archives in the Classroom”，Archivaria，No.23，winter 1986-87，pp.26-27.

[151]潘未梅、楚艳娜、谭必勇：《加拿大公共档案馆思想演进历程简析——从“总体档案”到“档案系统”》，《中国档案研究》2015年第1辑。

[152]Laura Millar，“Discharging our debt：The evolution of the total archives concept in English Canada”，Archivaria，No.46，Fall 1998，pp.103-146.

[153]参见王玉珏《遗产保护体系下的档案立法：法国〈遗产法典（第二卷：档案馆）〉解读》，《档案学通讯》2016年第4期。

[154]参见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编《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43页。

[155]徐拥军：《档案记忆观与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传承》，《中国档案报》2017年8月10日第3版。

[156]赵跃飞：《未见平民史》，《中国档案》1999年第1期。

[157]“三个体系”包括“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确保档案安全保密的档案安全体系”。“五位一体”指的是“档案安全保管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档案查阅利用中心、政府公开信息文件查阅中心、电子文档中心”。

[158]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档案学通讯》2012年第3期。

[159]转引自张颖《历史学家，档案馆，尘埃——解构之后的历史研究与写作》，《书城》2009年第9期。

[160]Joan M.Schwartz，Terry Cook，“Archives，Records，and Power：The Making of Modem Memory”，Archival Science，Vol.2，No.1-2，Mar.2002，p.3.

[161]Terry Cook，“Evidence，Memory，Identity，and Community：Four Shifting Archival Paradigms”，Archival Science，Vol.13，No.2-3，Jun.2013，pp.109-113；［加］特里·库克：《四个范式：欧洲档案学的观念和战略的变化——1840年以来西方档案观念与战略的变化》，李音译，《档案学研究》2011年第3期。

[162]Ken Osborne，“Archives in the Classroom”，Archivaria，No.23，winter 1986-1987，p.18.

[163]Laura Millar，“Discharging our debt：The evolution of the total archives concept in English Canada”，Archivaria，No.46，Fall 1998，pp.103-146.

[164]潘未梅、楚艳娜、谭必勇：《加拿大公共档案馆思想演进历程简析——从“总体档案”到“档案系统”》，《中国档案研究》2015年第1辑。

[165]杜梅：《怎样留住社会记忆》，《瞭望》2011年第36期。

[166]陈建宪主编：《文化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290页。

[167]［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5页。

[168]Terry Cook，“The Archive（s）Is a Foreign Country：Historians，Archivists，and the Changing Archival Landscape”，The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Vol.90，No.3，Sep.2009，p.532.

[169]Terry Cook，“Electronic Records，Paper Minds：The Revolution 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Archives in the Post-custodial and Post-modernist Era”，Archives and Manuscripts，Vol.22，No.2，1994.转引自［加］特里·库克《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观念：后保管及后现代主义社会里信息与档案管理中面临的一场革命》，刘越男译，《山西档案》1997年第2期。

[170]Margaret Hedstrom，“How Do Archivists Make Electronic Archives Usable and Accessible？”Archives and Manuscripts，Vol.26，No.1，May 1998，p.15.

[171]转引自［法］朱迪特·勒薇尔《福柯思想辞典》，潘培庆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172]［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3—147页。

[173]［法］吉尔·德勒兹：《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174]Jacques Derrida，Archive Fever：A Freudian Impress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4.

[175]Joan M.Schwartz，Terry Cook，“Archives，Records，and Power：The Making of Modern Memory”，Archival Science，Vol.2，No.1-2，Mar.2002，p.13.

[176]Terry Cook，“Archival science and postmodernism：new formulations for old concepts”，Archival Science，Vol.1，No.1，Mar.2001，pp.3-24.

[177]François Hartog，“Time and Heritage”，Museum International，Vol.57，No.3，2005，pp.13-14.

[178]［荷］克里斯·洛伦茨：《跨界：历史与哲学之间》，高思源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页。

[179]谭雪、孙海敏：《国外社群档案概念的兴起背景、研究进展与评析》，《浙江档案》2015年第11期。

[180]Andrew Flinn，“Community Histories，Community Archives：Som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28，No.2，Oct.2007，pp.76-151.

[181]谭必勇、陈珍：《社群档案视域下公共档案资源体系的多元化建设路径——以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强制收养历史项目”为例》，《档案学研究》2017年第6期。

[182]Gavan J McCarthy，Joanne Evans，“Principles for Archival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Public Domain”，Archives and Manuscripts，Vol.40，No.1，Apr.2012，pp.54-67.

[183]Meirian Jump，“The Role of Archives in the Movement for the Recovery of Historical Memory in Spain.La Riojia：A Regional Case Study”，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33，No.2，Oct.2012，pp.149-166.

[184]Eric Ketaalar，“Archives as Spaces of Memory”，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29，No.1，2008，pp.9-27.

[185]Verne Harris，“The Archival Sliver：Power，Memory，and Archives in South Africa”，Archival Science，Vol-2，No.1-2，Mar.2002，p.76.

[186]Ibid.，pp.85-86.

[187]转引自［加］特里·库克《四个范式：欧洲档案学的观念和战略的变化——1840年以来西方档案观念与战略的变化》，李音译，《档案学研究》2011年第3期。

[188]Christine N.Paschild，“Community Archive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Identity：Considering Discursive Impact on Material Needs”，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75，No.1，Spring/Summer 2012，pp.125-142.

[189]Verne Harris，Seeing（In）Blindness：South Africa，Archives and Passion for Justice，Archifacts，2001：1-13（http：//www.kznhass-history.net/files/seminars/Harris2002.pdf）.

[190]Sarah Welland，“‘Us and Them’：Expert and Practitioner Viewpoints on Small New Zealand Community Archives”，Information Research：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Journal，Vol.22，No.4，Dec.2017（http：//www.informationr.net/ir/22-4/rails/rails1609.html）.

[191]Terry Cook，“Evidence，Memory，Identity，and Community：Four Shifting Archival Paradigms”，Archival Science，Vol.13，No.2-3，Jun.2013，pp.113-115；［加］特里·库克：《四个范式：欧洲档案学的观念和战略的变化——1840年以来西方档案观念与战略的变化》，李音译，《档案学研究》2011年第3期。

[192]Tim O'Reilly，“What is Web 2.0：Design Patterns and Business Model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oftware”，from Helen Margaret Donelan，Karen Kear，Magnus Ramage，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A Reader，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10，pp.225-226.

[193]孙茜：《Web2.0的含义、特征与应用研究》，《现代情报》2006年第2期；马费成、宋恩梅编著：《信息管理学基础（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8—70页。

[194]Elizabeth Yakel，“Inviting the User into the Virtual Archives”，OCLC Systems ＆ Services：Inter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Perspectives，Vol.22，No.3，2006，pp.159-163.

[195]Eric Ketaalar，“Archives as Spaces of Memory”，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Vol.29，No.1，2008，pp.9-27.

[196]Kate Theimer，“Archives 2.0？”，ArchivesNext，Oct.21，2008（http：//archivesnext.com/？p=203）.

[197]Andrew Flinn，“An Attack on Professionalism and Scholarship？：Democratising Archiv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Aridane：Web Magazine for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No.62，Jan.2010（http：//www.ariadne.ac.uk/issue62/flinn#authorl）.

[198]Joy Palmer，“Archives 2.0：If We Build it，Will They Come？”，Aridane：Web Magazine for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No.60，July 2009（http：//www.ariadne.ac.uk/issue60/palmer#2）.

[199]Kate Theimer，“What is the Meaning of Archives 2.0？”，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74，No.1，Spring/Summer 2011，pp.58-68.

[200]Mary Samouelian，“Embracing Web 2.0：Archives and the Newest Generation of Web Applications”，The American Archivist，Vol.72，No.1，Spring/Summer 2009，pp.42-71.

[201]Richard J.Cox，Personal Archives and a New Archival Calling：Reading，Reflections and Ruminations，Duluth，Litwin Books，LLC，2008；Richard J.Cox，“Digital Curation and the Citizen Archivist”，Digital Curation：Practice，Promises ＆ Prospects，2009，pp.102-109（http：//d-scholarship.pitt.edu/2692/）.

[202]David S.Ferriero，Cultivating Citizen Archivists，Apr.12，2010（https：//aotus.blogs.archives.gov/2010/04/12/cultivating-citizen-archivists/）.

[203]杨太阳：《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公民档案工作者倡议”荣获2012年度政府最佳创新实践奖》，《中国档案报》2013年1月11日第3版。

[204]Richard J.Cox，“Is Professionalism Still an Acceptable Goal for Archivists in the Global Digital Society”，Archives，and Public Life：Around the World-Wide Streamed Conference，University of Alberta Libraries，May 2016（http：//d-scholarship.pitt.edu/28002/）.

[205]Ieto Huvila，“Participatory Archive：Towards Decentralised Curation，Radical User Orientation，and Broader Contextualisation of Records Management”，Archival Science，Vol.8，No.1，Mar.2008，pp.15-36；Anne J.Gilliland，Sue McKemmish，“The role of participatory archives in furthering human rights，reconciliation and recovery”，Atlanti：Review for Modern Archival Theory and Practice，Vol.24，2014，pp.78-88；Alexandra Eveleigh，“Crowding Out the Archivists？Locating Crowdsourcing within the Broader Landscape of Participatory Archives”，from Mia Ridge，Crowdsourcing our Cultural Heritage，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16，pp.211-229.

[206]Anne J.Gilliland，Conceptualizing 21st-century Archives，Chicago，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2014.

[207]安小米、郝春红：《国外档案多元论研究及其启示》，《北京档案》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