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半叶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思潮，他们致力于从微观层次上解构现代社会的霸权，通过揭示话语与知识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构成机制，消解长期以来“知识”“真理”“客观性”所包容的主观预设和人文建构因素，进而解构使权力话语合法化的意识形态[166]。后现代主义学者排斥所谓的世界观、元叙事、宏大叙事和整体性，更强调非决定论、多样性、差异性、复杂性等，他们将注意力转向社会的边缘地带[167]，从而逐步引起了开始主张利用档案积极构建社会记忆的档案学者们的共鸣。20世纪70年代以来，“档案的价值已经从服务于国家和学术精英（尤其是历史学者）延至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诉求，包括公共政策的责任性、信息的自由度以及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如利用档案保护个人权利、开展各层次的文化遗产教育、分享个人及社群与过去的历史联系等）”[168]。
后现代主义引入档案界首先可能源自信息技术对档案学理论带来的压力。数字信息技术使得传统的文件、档案、证据等概念的内核发生了重大变化，档案学者对此产生了诸多困惑。1994年，特里·库克在澳大利亚《档案与手稿》杂志发表文章首次专门谈到了后现代主义在电子文件时代的影响[169]。他强调，后现代主义认为“文件不是客观的事物”，但文件、档案背后的来源，反映了过去（或现在）的社会权力关系，档案工作者推行电子文件管理的后保管模式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倾向。1998年，美国著名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专家玛格丽特·赫德斯特伦专门指出：
毫无疑问，档案工作者和（软件和硬件）设计者们在保障电子档案的可获取性及可利用性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但档案工作者必须注意要将所有功能放置到档案系统当中去。虽然充分的著录信息和技术，如时间/日期戳、加密技术等，可以防止文件被更改，但档案工作者同时需要努力将电子档案利用者培养成为具有鉴别能力和怀疑精神的数字信息消费者。档案工作者需要教育下一代学者和公众要学会用质疑思维去处理数字证据，比如，这些证据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被保存下来？它可能会被怎样解读？在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够像对待传统形式的文件一样接纳电子证据之前，档案工作者有责任帮助利用者来评估、理解和阐释新的文件形式。[170]
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对档案的阐释引起了西方档案学者对传统档案管理思想与模式的深刻反思。1968年，福柯在《关于科学的考古学——对认识论小组的答复》一文中指出：“我所谓档案，并非指一种文明中所保存下来的所有文献的总体，也不是指人们从灾难中抢救出来的所有记录，我是指一种文化中决定陈述产生和消失的规律游戏，其残留和抹去，还有其作为事件和事物的诡异存在。在档案的整体材料中分析话语事实，这就不是把它们视为包含某种隐蔽意义或某种结构规律的文件，而是视之为建筑物。”[171]1969年，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进一步谈到了他对档案的理解：
我用这个术语（笔者注：指档案）并不是指某种文化所拥有的全部文本，这些文本被看作是这种文化自身历史的文件或是久经考验的同一性的证明；我也不想用它来指在某一既定的社会中，使人们能记录和保存那些人们愿意记住和任意支配的话语的所有的机制。……档案首先是那些可能被说出的东西的规律，是支配作为特殊事件的陈述出现的系统。……我们不能透彻地描述某一个社会、某一种文化或者某一种文明的档案；无疑也不能描述整个时代的档案。档案的这种从未完结的，从未被完整地获得的发现形成了属于话语的形成的描述。[172]
福柯从知识考古学的视角出发，对整体性、连续性、规律性、同一性等传统概念进行质疑，侧重话语分析以及话语事件本身的规律，强调陈述的非连续性、断裂性、扩散性和转换性等，破除了以官方档案和主流叙事方式构建连续性、同一性和总体性的传统历史书写风格，凸显了由语言维度清算“主体形而上学”的“档案”，因此福柯被法国学者吉尔·德勒兹评为“新一代档案保管员”[173]。1996年雅克·德里达的《档案馆热》英文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后现代主义思潮更深入地影响着档案学界对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认知与思考。德里达认为，“档案馆不是一个单纯的静态资源保存库，而是塑造社会记忆的中介”，他坚信，一个社会如何构建记忆或档案并提供利用，是该社会民主制度健康状况的晴雨表，“有效的民主化通常可以通过这一基本准则来衡量：民主的参与度和档案的可获取性、宪法及其代表性”[174]。不难看出，后现代的文化理论家们将档案看作知识和权力的来源，档案对社会和个人的身份认同非常重要。档案工作者必须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并在“过去”“记忆”“知识”等社会观念的连续性和变迁中寻找最终的问题症结，那就是档案馆与社会的关联性、档案记录的权力以及档案职业的现存价值和未来生命力[175]。因此，特里·库克认为，“流程而非产品、形成而非存在、动态而非静态、背景而非文本”等后现代主义理念改变了档案、档案馆的特性，为新的档案职业概念范式奠定了基础，“尽管维护政府问责制和行政连续性、保障个人权利依然是档案馆的重要任务，但正如世界各国档案立法所体现的那样，对于大部分用户和纳税人来说，档案馆存在的主要理由取决于档案馆能否给公民提供认同感、地方感、历史感以及个人和集体记忆”，档案馆在21世纪初逐步成为“民有、民享甚至民治”的公共档案馆[176]。(www.xing528.com)
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了人们对身份认同、社群认同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妇女运动、黑人权力、同性恋解放等新政治运动都以关注某种形式的认同而发起。1980—2000年，法国有2241个协会注册成立，保护“小众遗产”是这些协会主要宣扬的目标，这些协会或社群的认同所倡导的局部的、宗派的或特定记忆与国家历史记忆形成了竞争[177]。西方出现的社群记忆对国家记忆的抗争现象，体现出民众对“差异法则”的需求大于对民族国家认同的需求[178]。黑人文化档案馆、同性恋档案馆、移民或原住民档案馆、地方历史纪念馆等不被公共档案机构重视的特色档案机构不断出现，这些机构被叙述自身历史的渴望所驱动，致力于保存、分享与推动公众了解他们的历史从而寻求身份认同、赢得权利。受此影响，“社群档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逐步进入了主流档案学界的研究范畴。
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和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地方历史意识和地方史研究的兴起、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档案高等教育和研究项目的扩展等，为西方社群档案建设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79]。英国学者安德鲁·弗林（Andrew Flinn）是较早研究社群档案的档案学者，他认为社群档案是指具有共同身份特征（如地域、种族、性别、性取向、兴趣爱好等）的特定社群成员所形成的、记录社群历史的文件集合[180]。最初社群档案馆主要由边缘群体、个人或公益组织自发建设和管理，属于公共档案资源体系之外的民间档案资源管理范畴，随着社群档案的价值持续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不少西方国家纷纷开展社群档案资源建设项目，一些主流档案馆或博物馆对社群档案建设情况和社群档案现状展开调研，呼吁公众提高对社群档案的重视，关注边缘群体和社群档案保护，甚至主动收集社群档案资源并将其纳入公共档案资源体系之内。
从宏观层面看，社群档案资源是社会档案资源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那些由于战争、历史政策、公共法律等因素造成的特殊身份群体，其所形成和留存的档案记录，无疑具有重要的公共历史价值。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对“强制收养群体”[181]和“被遗忘的澳大利亚”[182]建立网站以重建历史记忆，西班牙拉里奥哈地区档案馆与西班牙复原历史协会为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及弗朗哥独裁统治时期（1939—1975年）的受害者恢复记忆[18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建“南京大屠杀档案”等，均体现出国家权力通过公共档案馆将社群记忆纳入社会公共记忆的尝试与努力。从微观层面看，社群档案包含众多与主流叙事并行的故事以及多元化的声音，创建社群档案馆，特别是大量在线社群档案馆的建立可以将大众的故事和公共档案馆联系起来。著名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处理的案例数以万计，这些普通民众的故事都被记录下来收藏在委员会的档案馆之中，原则上是能够被公共获取的[184]。南非纳塔尔大学的艾伦佩顿中心、第六区博物馆、同性恋档案馆、重建的南非历史档案馆、罗本岛博物馆等机构大量收集了逃亡至他国的黑人的经历、非国大和泛非大的文件记录以及“国际辩护和援助基金会”的记录，将那些被掩藏的、边缘化群体的、被流放群体的“其他”档案引入社会记忆的“主流”，为南非公共档案馆的转型注入了强大的推力[185]。南非著名学者凡尔纳·哈里斯认为，档案记录只是人们了解事实的一个小窗口，它不能完全反映社会现实，和所有其他的记忆存储工具一样，档案记录是记住、遗忘和想象的产物，也是权力的表现形式和工具，只有意识到档案与权力的关系，才能充分地利用它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186]。埃里克·卡特拉认为，社会导航和普适计算技术将档案馆打造成社会记忆的空间，成为抚平创伤记忆的场所，档案馆正在变成“记忆实践的空间，人们在这里可以通过利用文件尝试把他们的创伤放入当时的语境中，主要不是寻找那个真相或那个历史，而是为他们的经历赋予意义”[187]。
近年来，西方学者也开始关注社群档案建设的局限性，认为对身份认同问题的过分强调会分散社群档案机构对其自身可持续性发展实践的注意力，无意中反而让档案工作者陷入边缘化的泥潭[188]。凡尔纳·哈里斯就认为，重要的并非是使边缘人群传奇化，或是把他们从历史遗忘中解救出来，他们有时并不想被主流档案馆所解救，甚至他们被档案工作者冠以“边缘化”的名义实际上反而更加重了他们的边缘化[189]。由于特殊社群对公共记忆机构固有的排斥性，特别是担心一旦社群档案纳入公共档案保管体系之后反而不利于自身的利用，加上各社群档案机构的档案工作者之间缺乏交流和接受专业培训的机会，社群档案工作者对社群档案的内涵和边界、社群档案馆的价值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在社群档案建设中的意义等一时难以达成共识，这些无疑会影响社群档案的长远发展[190]。当合作、数字归档、社群参与等越来越成为影响社群档案建设的关键要素的时候，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念和范式来解读这种趋势，从而让社群档案馆与公共档案馆建立和谐共赢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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