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总体档案”向“档案系统”的转型体现出加拿大公共档案馆从记忆范式向认同范式转型中的理念变化。加拿大档案界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即档案馆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维护国家、地区或文化的认同[162]。不过,身份认同感一直是困扰加拿大政府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其早期大力支持档案事业的原因之一。然而,与早期强调加拿大的独立国家身份不同的是,到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公民逐渐趋向于从地方和社区等小范围定义自己的身份(比如宗教、民族、政治团体、性别等),其直接影响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私人和社区档案馆来收集某一主题或某一地区的私人档案,加拿大公民也倾向于将与他们身份相关的档案保存在这些离他们较近的私人和社区档案馆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国家档案馆集中保存全国所有文化遗产的“总体档案”构想越来越不适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加拿大经济危机的影响,“总体档案”作为一种传统档案管理理念在加拿大的实施遭遇了一系列的挑战,以至于最终被“档案系统”所取代[163]。
1985年,加拿大建立了加拿大档案理事会(Canadian Council of Archives,CCA)来协调、计划和代表加拿大档案系统。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其会员包括来自各加拿大档案机构(如大学档案馆、社区档案馆、省档案馆等)和项目的800多个代表,以及加拿大两个档案专业工作者协会——魁北克档案工作者协会和加拿大档案工作者协会,省和地区档案工作者理事会及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成员。其目标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确认全国档案事业的重点和优先发展的领域,为档案系统的运作提供建议和财政资助,开展和促进相关项目在加拿大档案界的实施和管理,向加拿大国家档案馆馆长提供建议,促进加拿大档案系统内各成员之间的沟通,向决策者、研究者以及公众传达档案需求。自建立之时,档案理事会在加拿大档案事业发展的多个领域做出了贡献,包括资助和开展了国家档案发展项目、协调各档案机构对加拿大文化遗产的收集和提供利用、资助了加拿大档案描述标准的制定和维护、开展对档案工作者的培训、对积压档案的处理等。(www.xing528.com)
加拿大档案理事会的建立标志着加拿大档案事业由在“总体档案”思想指导下的公共档案馆收集、接收和管理全国的档案转化为由档案理事会协调“档案系统”内各档案机构有计划地收集、接收和管理全国的档案。不难看出,与集中管理思想下的“总体档案”概念不同,“档案系统”是指由联邦、省、市各级公共档案馆,企业档案馆,私人档案馆,大学档案馆,主题档案馆,社区档案馆和其他类型档案馆形成的档案网络;各档案馆负责接收和管理其资助机构的文件,包括现行文件、半现行文件和非现行文件。这一转变是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档案事业本身的发展、对档案和档案工作本质认识的发展和演变、信息技术的影响、文件数量的剧增、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信息公开和保护公民隐私的时代趋势等,导致“总体档案”理念逐渐弱化,包括公共档案馆职能不断延伸、私人文件的收集弱化、文件的文化价值弱化等。不过,“档案系统”思想的确立,看似是对“总体档案”核心理念的冲击,实则是对“总体档案”的丰富和发展。在从“总体档案”到“档案系统”建立的过程中,“总体档案”原有的不分媒介这一层含义逐渐演化为对图片档案、音像档案以及电子文件的收集,档案工作文化职能和辅政职能不断平衡和发展,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实现了有机结合,档案工作者不断审视和调整自身职责,公共档案馆角色适时转换等。这些变化是政府、档案馆、其他文化机构根据各项因素的变化不断调整相关政策、措施的结果,促进了加拿大档案界更加科学地开展档案工作,从而系统、全面地保存加拿大多层面的社会记忆,促进加拿大多元化社会认同的形成与发展。[164]近年来面对数字时代的变化和挑战,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提出了四项原则:一是重要性,即档案要聚焦最能代表加拿大社会发展历史和加拿大社会文化价值的文献遗产;二是充足性,强调加拿大档案文献遗产的收集,在质量和数量上要足以全面反映加拿大社会,满足加拿大人的各种需求;三是可持续性,因为资金有限,既要保证收集到重要的档案,又不能影响保护和利用;四是社会性,档案应该记录加拿大社会的多元化,为此需要加强与各相关部门通力合作[165]。这些原则充分体现了“总体档案”与“档案系统”思想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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