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档案学界开始接纳社会记忆视角的档案理论研究，并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档案记忆观。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20篇主、辅报告中，涉及“档案记忆”的就有9篇之多，时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的让·皮埃尔·瓦洛在开幕式上致辞时就指出：“档案这种金子就是人类记忆、文化和文明的金子。它也是民主、法制和公共行政的金子。他归根到底是显示各个集体、民族同一性的金子。”特里·库克关于档案人员建造“记忆宫殿”的论述更是引起国内档案界的极大关注。[154]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完成我国首部档案学博士论文《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并在《档案学通讯》连载发表，在档案学界引起巨大反响。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了“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即为“21世纪的社会记忆”。此后，“记忆”成为档案学界的一个高频词，档案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成为档案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155]
档案实践专家也很早认识到中国各地国家档案馆收藏记忆的不完整性。1999年，中国学者赵跃飞在《未见平民史》一文中指出：
翻阅中国历史总有一种残缺不全的感觉，读到的多是社会上层结构的崩析与重组，重组复崩析，几乎看不到社会低层（底层）民众的真实生存状态和精神历程。……问题的症结主要出在历代的文化贮存体制上。历史的职业文化贮存者，端的是官饭，干的是官差，自我意识中自家也是官人，留存的社会信息也只能围绕“官”字而取舍，眼光自然也长成了“官家的眼”。……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引起文化形态的质变，“人民群众”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最近，中国革命博物馆向公众广泛征集收藏品的举措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三两粮票、恢复高考制度第一年的一张普通准考证、一条印有政治标记的双人床单等小物件统统登堂入室，以当代文物的身份作永久收藏。此举耐人寻味处在两点：一是这些平民化的小物件包含着时代变迁的文化讯息；二是国家文化机构的门槛越砍越低，以人的常态视线平视社会，容易构出像《清明上河图》那样的百姓生存场景。[156](www.xing528.com)
21世纪初以来，中国各地国家档案馆开始倡导向公共档案馆转型，开设现行文件阅览中心、加强民生档案资源建设，国家档案局逐步形成了“三个体系”和“五位一体”[157]的公共档案事业顶层设计思路，皆体现出我国档案界在公共档案馆建设方面的“记忆自觉”。近年来，我国档案工作者以维护和传承社会记忆为出发点，将此宗旨贯穿于馆藏建设、档案鉴定、利用服务等管理实务中，“城市记忆工程”“乡村记忆工程”甚至“数字记忆工程”等成为各地档案馆挽救社会记忆的重要手段。冯惠玲教授主张从档案记忆观、档案资源观的视角来构建“中国记忆”大型数字资源库，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构建与传承提供文献支持，并促进档案事业社会影响力和公众满意度的提升[158]。
2001年，英国史学家卡罗琳·斯蒂德曼（Carolyn Steedman）在《尘埃：档案馆与文化史》一书中指出：“从19世纪开始人们提到记忆的时候就喜欢用档案馆这个比喻，仿佛它们无所不包。其实，档案馆无法和记忆相比拟：它那里面的东西，都是被精挑细选出来的，排好了顺序，分好了类别。那些安静地坐在档案馆里的文件夹，整理得明明白白在告诉我们，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控制记载文件的簿子、单子等等来运行的。”[159]记忆范式之下，中外档案工作者不仅从超越传统的历史、功利、司法或行政环境对档案、档案馆与社会记忆传承的关系进行了解读，“档案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建构物，主要根源于创造和保管它们的统治者、政府、商业组织、协会以及个人的信息需求和社会价值。尽管文件的本质及其利用以及保存文件的需求会发生变化，但是自古希腊时代作为记忆单元以来档案馆一直关乎权力——关于维护的权力、关于当代人控制对过去解释的权力，以及关于记住与遗忘的权力”[160]，同时促进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审视档案馆政策以及如何发挥档案工作者的“社会记忆的积极建构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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