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档案馆思想研究及对策

美国国家档案馆思想与史学家有更为密切的关联。1831年5月至1832年2月访问美国的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对19世纪上半叶美国公共档案管理的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观察：

在美国，掌权的人在台上的时间很短，不久便回到每天都在改变面貌的群众中去，所以他们在社会活动方面留下的痕迹往往不如他们在家庭活动方面留下的痕迹。……行政管理的不稳定性，已开始渗入人民的习惯。我甚至可以说，今天每个美国人都觉得这样合乎口味。谁也不打听在他以前发生的事情。不追求有条不紊的体系，不形成档案，不在容易办到的时候把文件收集在一起。即使有人做了，也很少有什么库房加以存放。^[75]

19世纪中后期，欧洲受训归来的新一代美国学术群体在挖掘、研究以前没有充分利用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新的且具有自我意识的科学历史专业^[76]。1888年，加拿大自治领档案馆馆长布里默在美国历史学会发表演讲，分享加拿大档案界的“高贵的梦想”。美国历史学界对此进行了热烈的回应，并以加拿大为榜样致力于建立美国的国家档案馆。1885年和1899年，美国历史学会先后创建“历史手稿委员会”和“公共档案委员会”，开始探索档案专业化之路。受此影响，创建国家档案馆成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美国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的一大中心任务。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富兰克林·詹姆森（J.Franklin Jameson，1859-1937年）是美国国家档案馆运动的发起人和主要领导人^[77]。1882年，詹姆森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该校首个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朗大学、芝加哥大学任教，1905—1927年担任卡内基学会历史研究部主任，是美国历史学会创始人、《美国历史评论》首任主编。1895年他向美国历史学会执行理事会建议“系统地收集、整理并选择性地出版与美国史有关的档案资料”，因此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历史手稿委员会”主席。他对欧洲的公共档案与手稿特藏颇有研究，曾经访问过英、法、意、德等欧洲传统强国的国家档案馆。^[78]自1905年担任卡内基学会历史研究部主任之后，詹姆森集中精力收集、编辑与出版档案资料，全面调查政府档案（包括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和私人档案管理状况，领导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运动，被誉为美国“国家档案馆之父”。1910年9月，詹姆森在致信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总统的秘书查尔斯·D.诺顿（Charles D.Norton）时认为，创建一个集中保管联邦政府档案文件的中央档案库非常有必要的，但不能过于激进，需要在各政府机构建立好良好的档案文件保管体系之后再进行改革，他认为国会图书馆可以临时性地担任管理联邦政府公共档案的责任，但从长远来看，档案机构应当是独立的公共机构^[79]。1914年5月，詹姆森在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上发表“国家档案馆建筑的必要性”的演讲，他指出，面对当时混乱无序的美式档案管理官僚体系，建立一座面向未来和普通公众服务的高质量国家档案馆大楼是非常有必要的，有助于缓解因为政府文件日渐增长却缺少科学方法和有效空间进行保管而造成的行政管理压力，而针对一些人提出将政府“死档”移交到国会图书馆保存的建议，詹姆森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图书馆管理是一回事，而档案管理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没有国家政府能够将两个机构合并起来”，尽快建立独立的国家档案馆建筑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80]。(www.xing528.com)

沃尔多·吉福德·利兰（Waldo Gifford Leland）作为詹姆森的学生兼助手，是美国国家档案馆运动的主要理论家^[81]。利兰对国家档案馆价值的认知源自于他在长期的档案收集、整理实践工作中的体会。1903年，在詹姆森的推荐下，利兰加盟成立不久的卡内基学会，并帮助著名历史学家克劳德·H.范·泰恩（Claude H.Van Tyne）编纂《华盛顿美国政府档案指南》（Guide to the Archive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Washington）。1904—1907年，利兰参加了了Edmund C.Burnett的八卷本《大陆会议成员间信函（Letters of Member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的资料收集与调研工作，并在北卡州调研期间，首次与后来成为美国国家档案馆第一任馆长的罗伯特·迪格斯·温伯利·康纳（Robert Digges Wimberly Connor）结识。“一战”前后（1907—1914年，1922—1927年），利兰长期驻守法国巴黎，为卡内基学会搜集欧洲各地档案馆中收藏的与美国史有关的档案资源，其首要任务就是编纂《巴黎图书馆、档案馆所藏美国历史档案资源指南（Guide to Materials for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Libraries and Archives of Paris）》。由于与欧洲档案界的频繁接触，利兰逐渐形成了对国家档案馆的清晰认识。1907年，他在华盛顿特区哥伦比亚历史协会上发表了题为《联邦政府档案馆》的主题演讲，表达了他希冀联邦政府重视政府档案保管空间的强烈愿望。这也是他与詹姆森一起积极参与创建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开端。^[82]1909年，利兰在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了著名的“美国档案问题”的主题演讲。在这篇演讲中，利兰认为当时美国档案领域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外部监管问题，即对档案行政管理的创建与治理等活动进行立法支持；二是内部经营问题，即确定哪些与档案工作者的积极性和责任感相关的元素。其中，第一个问题尤为迫切，仅仅在华盛顿一个地方，就有超过100多所档案库。在一些行政部门，档案的集中化保管已经开始运行，但更多的则是相当分散化的保管。有些部门的档案获取非常方便，有些则相当困难。利兰认为，国家档案馆一方面要实现对联邦政府各部门档案的集中保管，另一方面又能有效地为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档案工作提供监督指导。因此，利兰建议美国联邦政府尽快出台相关法律，界定国家档案馆的功能，明晰档案机构与其他行政机构的关系，“从而确保我们所有的公共档案得到有效的保护与管理”。^[83]利兰和詹姆森一样，都主张国家档案馆的独立性。利兰与欧洲大陆各主要档案馆负责人的交往使他意识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建设必须摆脱依附于图书馆及历史协会的状况，转向独立的公共档案馆传统，使其工作流程与国际标准与技术接轨^[84]。1910年11月，利兰从巴黎致信詹姆森时指出，“我当然不相信国会图书馆将会履行一个国家档案馆的职责”，“他们将档案与历史手稿视为同一事物”。他还认为，图书馆应当远离档案，“假如我是国家档案馆馆长，我应当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从图书馆已有馆藏中取回应当属于档案馆的部分档案”。^[85]尽管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利兰基本不再直接参与档案事务，但他在档案领域的影响力依然广为美国档案界所认可，1939年利兰被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选为第二任主席（1939—1941年），他的两次主席演讲——“危机时期的档案工作者”“‘一战’时期的历史学家与档案工作者”为新生的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发出了重要的学术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