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成果：中外档案馆开放思想的推动

档案馆封闭状况从16世纪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时正值文艺复兴运动进入高峰阶段，各国又先后爆发了宗教改革运动，人文主义思想传播到欧洲各国，为资产阶级提供了一种新世界观和一套新文化，政治观念开始摆脱神学的影响，封建教会披在国家身上的“神圣”外衣被剥掉，权力代替神意和道德，成为国家与法律的基础^[39]。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思想大解放，导致档案利用的垄断性和封闭性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档案开放的呐喊之声开始出现。

16世纪末期开始，欧洲学者出版了最早的一批档案学著作，对档案机构的内涵及性质等问题进行探讨。德国档案学者雅各布·冯·拉明根（Jacob von Rammingen，1510—1582年）和意大利学者巴尔达萨雷·博尼法乔（Baldassare Bonifacio，1586—1659年）^[40]是欧洲档案学早期的代表性人物。1571年，拉明根在《论登记室及其机构和管理》一书中认为，登记室（即档案室）应当是与办公室和财务室并列的管理机构，“登记室是政府及其一切权力、利益和财产的顶点，政府只有通过登记室内的档案才能保持这些权力、利益和财产，因为只有档案才能提供文字依据”^[41]。1632年，博尼法乔出版了《论档案馆》一书。该书共10章，对档案的定义、档案馆的历史与建制、档案工作者的角色、档案整理与档案馆管理等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关注未来比关注过去”更重要，因此建议档案馆尽可能全面地收藏反映社会各阶层的档案，无论是教会还是王室、公共或私人，从而为后代提供全面的信息参考。他指出，“顺序”是档案馆的“灵魂”，建立由“地区—事由—时期”组成的目录索引，可以方便快捷地提供利用。他强调，由于早期档案收藏于神庙当中，而当前档案馆进入了公共权力体系，因此档案馆具有“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他非常心痛长期存在的伪造、盗窃、烧毁档案文件行为弱化了档案馆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因此主张重建科学的档案馆管理与服务体系，恢复档案馆的卓越地位，使其拥有一种“没有紫色的皇权”^[42]。此外，博尼法乔用古希腊的术语“档案馆”代替了“登记室”，要求档案馆“像古代雅典的档案机构那样，只接收和保管公开的档案”^[43]，实际是一种托古改制的做法，我国学者黄世喆认为博尼法乔实际上巧妙地预设了这样一个约束条件：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档案学理论，只要采用古希腊的“档案（馆）”术语，就得承认档案馆的开放性及公共性^[44]。这一理念与当时档案馆的封闭状况是针锋相对的。

由此不难看出，进入封建社会末期的欧洲，受到资本主义萌芽冲击的欧洲，资本主义因素、科学文化教育已颇具规模，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权、平等、自由等启蒙思想推动了民众对统治阶层垄断档案的利用需求。在这一背景下，拉明根和博尼法乔等早期欧洲档案学者以自身丰富的档案工作经验为依据，对档案馆独立性和公开性等进行阐述，初步指明了民本思想回归趋势下档案馆的建设方向，“没有紫色的皇权”的呐喊更是振聋发聩，为法国大革命后世界各国档案馆走向开放、建设公共档案馆提供了思想源泉。(www.xing528.com)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巴黎民众放火焚毁了被视为封建君主特权终极堡垒的皇家档案建筑，并很快建立了保存和陈列国民议会制定的各种法律文件的国民议会档案馆，进而在此档案馆的基础上建立了法国国家档案馆并允许民众有权利用这些档案文件。这是世界上国家档案馆首次真正以立法方式将普通民众利用档案文件的权利确立下来，因此被视为公共档案馆建设的真正开端。但法国大革命能在档案领域产生如此根本性的变革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古希腊密特伦神庙和罗马国家档案馆的运行状况表明，档案文件进入档案馆之前通常会制作副本以供公民查询之用，而且档案馆往往与公共空间紧密相连，这与中世纪封闭的公共档案管理机制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反差，从而为文艺复兴时期档案开放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启迪。在二元权力重叠和权威分散的政治体系下，中世纪的教会与君权之间的权力斗争客观上促进了档案利用，档案整理、保管与利用工作逐步规范化。更为重要的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思想文化界的重要变化，可以视作法国档案工作革命的序曲。文艺复兴运动对人性权利的主张，反对封建政权对个性自由和社会平等的压制，因而促使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现实生活，并寻求进行自我教育及提升的各种机遇，而保存着丰富文化资源的档案机构，就开始受到知识精英们的重视。自17世纪以来，英国的历史学家们为使公众承认档案价值而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在18世纪初期，在近代文明日益繁荣的欧洲大陆，在持续数个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和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的深刻影响下，法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法国启蒙思想家宣扬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核心思想，为推动档案馆开放的民本思想的萌芽与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生长土壤^[45]。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君主式的档案体制，标志着档案馆作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的地位的终结，行政档案和历史档案的二元对立由此出现^[46]，档案的文化遗产及公共利用价值因此日渐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这无疑是当代西方档案馆开放思想的重要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