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公共档案馆发展对策研究

程序化的宗教仪式在中外早期的国家活动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经指出，“宗教信仰及仪式使人生重要举动和社会契约公开化，传统地标准化，并且加以超自然的裁认，于是增强了人类团结中的维系力”，“宗教的需要，是出于人类文化的绵续……宗教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于是变为最强有力的一种社会控制”。^[3]中国和西方都曾以神庙或宗庙这种崇拜活动场所作为保管档案的机构，西周的天府和古希腊的密特伦神庙（Metroon）即为代表性的机构^[4]。在古希腊时期，神庙不仅是人们进行祭祀活动的神圣场所，也是统治者用来颁布各种法令的公共场所。尽管古希腊长期就有保存口头文献和书写记录的传统^[5]，但在密特伦神庙建立之前，这些保存行为是随意的、不系统的。公元前5至4世纪，古希腊人在雅典的公共广场上建立了目的单一的建筑来保存雅典的公共文件，即为著名的密特伦神庙^[6]。密特伦神庙定期接收和集中保管雅典城邦的一些公共文件，包括各种条约、法律、公民大会的记录、收支账册以及其他国家文件，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它实际上是当时雅典城邦的国家档案馆^[7]。古希腊演说家吕库戈斯（Lycurgus）在《诉莱奥克拉底》的演说辞中有过对密特伦神庙所藏公共文件重要性的描述：

如果一个人进入地母神神庙（即密特伦神庙）擦去了一条法律，然后为自己开脱说，城市并没有因为失去这条法律而遭遇危险。难道这样你们就不会将他处死了吗？我认为将他处死才是合情合理的，至少如果你们希望保全其他法律就应如此。^[8]

吕库戈斯所说的“擦”，是指破坏密特伦神庙所藏石碑上的文字记录的行为。根据西方学者的考证，古希腊的公共文件主要写在木板或纸草卷上，大部分文件在公共事务活动结束后随即销毁，部分重要文件则会在密特伦神庙中保存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此外，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古希腊人将财务账单、法令等重要文件刻在石碑上，这一制度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逐步成熟。这些石碑记录，在当时是作为木板或纸草卷文件的副本而产生的，承担着公布政务信息的作用，客观地发挥着公共文件的功能^[9]。不难看出，古希腊时期的公共文件有着三种不同的命运：第一，所有公共文件都会在特定时间节点经过地方行政长官之手，其中部分文件如陶片放逐制（ostraka）所用的投票陶片就不再有进一步的处置；第二，部分公共文件的全文或摘要被刻在石碑或青铜器等持久性载体上，从而临时或永久地展示在公共场所；第三，部分书写在纸草卷或木板上的公共文件则被存储在档案馆^[10]。根据西方学者的考证，公元前4世纪的阿卡提演说家们以及由亚里士多德编纂、写成于公元前3世纪的《雅典政制》一书均曾引用过密特伦神庙保存的公共文件^[11]。密特伦神庙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文件归档系统、档案分类系统，制定了一个简便的利用手续，并让一个公共奴隶来负责提供档案的公开利用，并将档案馆收藏公共文件的目录汇总成册存放在雅典卫城当中。^[12]尽管石碑记录的只是古希腊时期公共文件总量中的极少部分，由于古希腊时期形成的记录在木板或纸草卷的公共文件几乎全部毁于战乱之中，留存至今的古希腊石碑记录无疑成为现代人了解古希腊时期档案机构和制度的重要参考。从当前档案学概念看，这些木板、纸草卷或石碑上的记录，有的还处于现行或半现行阶段，并不能严格地判定为档案，不少在公共事务处理过程产生、具有法定效力的文书也很快被刻在石碑上以供公众查询利用^[13]。更为重要的是，密特伦神庙一方面扮演着公共档案存储库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是公民利用公共文件（档案）、进行事务交流与沟通的公共空间，作为档案馆的密特伦神庙成为当时雅典公民公共生活的组成部分，“法律诉讼人可以查阅公务档案中的文件来支持其诉讼理由，同时，当选的官员被控告有叛国罪或犯法行为时，档案保管人员也要提供与此案有关的文件”，这是古代世界中档案馆向“非公务研究者开放档案”的唯一案例^[14]，早期的档案馆开放精神就此萌芽。

从某种程度上讲，公元前5世纪末诞生的密特伦神庙所孕育的档案馆开放精神与当时希腊“小国寡民”式城邦制度的发达具有密切的关系。根据西方学者的考证，古希腊最早的神庙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在时间上同城邦的兴起相吻合^[15]。与此同时，体育场、体育馆、摔跤场等文化性公共建筑也相继出现。从社会功能上看，城邦公共建筑格局所形成的公共空间是对所有公民开放的，而由神庙和祭坛组成的宗教圣地，则是人们参与宗教崇拜的地方。与后来出现的基督教不同，古希腊人都崇拜一个奥林匹斯神系，但他们没有正统而抽象的宗教教义，也没有无所不包的圣经，宗教崇拜主要以公共节日的形式出现，面向城邦的所有公民。不难看出，古希腊的宗教崇拜不是统治阶层的特权，而是城邦的公共活动，是全体公民共同的活动。雅典公共广场是古希腊城邦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雅典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中心，人们在这里交流有关城邦事务的信息，参与市政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希腊城邦创造了一种以公共广场及其公共建筑为中心的公共社会空间，“通过共同的宗教崇拜，人们获得了一种自我意识，一种集体的认同感”，由此培养了公民的参与意识和集体观念。^[16](www.xing528.com)

密特伦神庙通过存储公共档案、展示公共文件等事务，融入了这一公共空间，不仅真实地记录了公共空间中发生的各项重要事务，而且将公共空间所体现的开放、公开理念以石碑等物化方式呈现出来，实际上就是当时雅典的国家档案馆。密特伦神庙在公共文件保管、利用方面的做法，对古罗马的档案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元前83年，创建于公元前508年的“埃拉里”（Aerarium）档案馆不幸毁于火灾，数年之后罗马共和国建立了名为“塔布略里亚”（Tabularium）的石头建筑物来保存公共文件，这也被西方人视为罗马的国家档案馆或公共档案馆^[17]。该国家档案馆位于罗马城市的中心地带，紧邻公共当局的办公场所、公共市场和宗教祭祀之处，但它的保管库房则位于档案馆最偏僻的地方，是远离办公场所的封闭区域，从而使国家档案馆既能时刻感受公民生活的发展脉搏并为之提供有效的服务，又能保障公共文件从其形成机构安全、顺利地流向档案保管库。著名档案学者、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露西安娜·杜兰蒂（Luciana Duranti）博士认为，罗马国家档案馆的建筑特征表明它是直接受罗马共和国管辖的中央档案保管库，而公元5世纪中后期编纂完成的《查士丁尼法典》（The Justinian Code）正式将档案馆定义为“保存契约的公共场所”，认为文件保存在档案馆中，能够为公共事务运转提供可信的证据和连续持久的记忆，这是档案馆作为（保管可信文件的）“场所”这一概念在罗马法的源头，并且深深根植于西方文明的法律文化当中^[18]。

密特伦神庙和罗马国家档案馆的先后出现，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逐步成熟的官僚体制促使公共档案的积累、保管与利用问题受到公共当局的重视，而集中化的保管体系、接近城市中心区域、提供相当程度的开放利用等运行特征，均体现出两者在参与公民生活、打造公共空间等方面的主动性与活跃度，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西方档案馆开放精神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