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功能最能体现一个公共档案馆的基本水准，因此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从学术起源看，这一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开放历史档案而形成的档案开放利用研究热潮[163]。从学术利用到休闲利用，档案馆逐步深入社会公共领域。2002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政府职能细分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并提出要“加强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和体育设施建设”[164]。公共服务、公共文化建设一时成为档案界讨论的热词，由此，档案馆公共服务研究日渐升温。
社会教育职能作为档案馆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先引起学术界的关注。1996年，加拿大学者特里·库克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发表的著名演讲中指出：“本世纪档案论述的主题是什么？最引人注目的要属根据国家概念建立起的以司法—行政管理为基础的档案工作向建立在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利用基础上社会—文化档案概念的变化。”他将这一重大变化视为从“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的转型[165]。与此同时，民众由于根源感、身份感、认同感的需要而利用档案的情况受到国内档案学界和实践部门的重视，相关的研究开始萌生。早在1993年，樊黄毛就撰文呼吁档案学界要重视档案馆的社会教育职能，他认为档案馆社会教育是家庭、学校教育的延伸，也是公众接受社会教育的理想形式，确立和强化档案馆的社会教育职能是开放型档案馆的一个显著特征，并可减少公众对档案的神秘感，提升社会档案意识[166]。1995年《上海档案》杂志社组织了关于“档案馆如何拓展社会功能”的笔谈，时任上海市档案局研究室主任的郭红解就特别指出，社会教育“把利用场所从档案馆移向了社会，把利用对象从个体扩大到了群体，把档案凭证价值、参考价值的开发拓展到了教育价值的开发”，并认为这一功能拓展是改革开放以来档案馆融入社会生活、入归文化环境、重塑自身形象的愿望和要求[167]。陈智为认同郭红解的看法，并建议各级档案馆从规章制度、资金、人员、设备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社会教育功能的投入[168]。姜之茂将社会教育职能上升到服务国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并从观念、运作方式等方面提升软硬环境，从而建立档案馆社会教育的全方面工作体系[169]。王月娥从主题、形式两方面对中美两国档案馆社会教育活动进行了比较分析[170]。近年来，国内学者偏好使用来自博物馆领域的“公众教育”一词来替代社会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公共档案馆研究视角的转变。2004年，钱俊铭较早地将公众教育列入档案馆主要的公共服务方式[171]。2005年，傅荣校、郭佩素从档案馆与社会公众关系的视角梳理了档案馆由接近社会到进入人们的生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从普遍利用到休闲利用的转向[172]。2012年，毛建军在《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公众教育的启示》一文中明确使用了“公众教育”这一术语，他认为公共档案馆应基于其服务对象——公众的需求开展服务，从而使普通民众能够近距离接触文化遗产，促进民众的文化认同[173]。谭必勇认为，档案馆公众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内涵基本相同，他对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档案馆公众教育服务的演变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后发现，西方社会对于档案文化价值的发现、论证及达成广泛共识，始终是拉近档案馆与公众距离的原动力，而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与档案职业内部职能的演变交互作用，使得档案馆与公众的距离越来越近，西方档案馆公众教育服务演变的过程，体现了西方近现代档案事业由“国家模式”转向“社会模式”以及由此导致的档案馆文化功能由“组织文化”向“社会文化”转型的内在变化[174]。王云庆、宁现伟对中外档案馆公众教育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对比研究[175]，戴卫义阐释了档案馆公众教育的现实意义和发展走向[176]，王玉珏等人系统地梳理了法国[177]、美国[178]等发达国家的档案馆公众教育服务历史与现状。信息技术是档案馆公众教育功能提升的催化剂，围绕档案馆在线教育服务[179]、档案网站教育体系[180]、档案馆公众教育APP开发[181]等主题也产生了不少成果。
进入21世纪，档案馆参与公共服务的方式进一步拓展，其突出表现就是各地档案馆设立了各类现行文件利用服务机构，过渡性地充当了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机构。这一服务创造性地将尚未转化为档案的部分现行文件纳入国家综合档案馆的服务范畴，是对传统档案馆工作范围和内容的突破，但这种突破与现有的档案学理论及档案管理体制存在相当的冲突，因此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争论。2000年4月，深圳市档案馆试办“文档资料服务中心”，力争拓展档案馆公共信息服务功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地方档案馆，在当时尚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作了诸多有益的探索[182]。2001年，国家档案局馆室司综合调研组对深圳市、北京市昌平区、江苏省常熟市等地档案馆现行文件利用服务工作进行了调研，肯定了这一做法，认为它是拓展档案馆信息服务功能与服务内容的重要方式，有利于扩大档案部门的社会影响力[183]。2002年前后，《中国档案》《中国档案报》以及各省、市档案期刊刊发了大量有关档案馆与现行文件利用服务工作的相关报道，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随即升温。周毅较早对档案馆开辟现行文件阅览中心的现象进行了深度解读，他认为这一做法需要解决的关键难题包括：现行文件阅览中心基本功能的完善、档案馆业务功能与基本任务的扩大、政务信息与现行文件公开的制度建设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档案学理论问题[184]。何嘉荪认为，档案馆对政府现行文件的收集是特定时期内的一种特殊服务行为，这让我们看到一部分现行文件所具有的广泛社会性，可以将其与文件中心结合起来，甚至将其纳入数字档案馆建设之中[185]。王协舟从法律、理论、实践和体制四个层面对档案馆开展现行文件开放利用服务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认为由国家综合档案馆（或公共档案馆）来开展现行文件开放利用服务是相对理想的模式[186]。黄霄羽、赵传玉通过实地调研后提出了我国档案馆开展现行文件利用服务需要注意的五个问题，即明确现行文件利用服务的主体、确立档案馆开展现行文件利用服务的法律依据、促进现行文件利用服务的多样化、加大档案馆开展现行文件利用服务的宣传力度、适时关注现行文件的合理处置[187]。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后，我国各地国家综合档案馆创建的现行文件服务中心逐步转变为各级政府的信息公开查阅中心，成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毅在总结中国公共档案馆参与政府信息公开进程中所面临的新问题[188]的基础上，对公共档案馆在政府信息公开进程中承担的责任类型及如何规避责任进行了探讨[189]。魏玉玲则分析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档案馆如何准备的相关问题[190]。张斌、黄建军提出，档案部门可以借助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利契机，以修改档案工作相关法律法规为机遇，加大档案馆开放力度，着力提升自身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公共档案馆建设的稳步发展[191]。此外，围绕政府信息公开背景下国家档案馆的角色定位问题[192]，特别是公共档案馆与公共图书馆在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如何协调、合作等问题[193]，学者们也进行了相关的探索。
从一定意义上讲，档案馆公众教育服务职能的扩展是档案馆“以其独特的专业优长进行社会渗透和技能推广的功能实现过程”[194]，属于档案馆服务社会化演进的组成部分。档案馆服务社会化研究，又称“档案服务社会化”[195]，属于公共档案馆公共服务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这一研究的缘起还先于公共档案馆研究。2000年，黄建峰就提出了“档案信息服务社会化”的概念[196]。不久，赵屹、陈晓晖介绍了美国档案工作社会化的进程、表现形式和服务措施，建议将档案工作进一步纳入社会信息服务体系，强化与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联系，走联合开发之路，促进社会信息化进程[197]。王英玮认为，档案馆服务社会化的实现只有实现观念突围，确立服务社会化的发展目标，才能为社会所接受，才能获得社会公众的支持，从而取得事业发展所需的力量源泉；档案馆服务社会化的基本路线是馆藏资源的合理构建、共知与共享，而科学合理的利用政策与策略则是其健康发展的有效保障[198]。2009年，饶圆以《档案服务社会化研究》为题完成了17万字的博士毕业论文，对我国档案服务的历史形态、档案服务社会化的内在逻辑和生存环境、发达国家档案服务社会化的理论与实践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提出了我国档案服务社会化的基本原则、实现路径和运行机制[199]。网络社会的发展催生了传统档案服务方式的深刻变革，也给档案服务社会化带来了新的挑战。李财富、杨晓晴从伦理优势、伦理问题和伦理方向三个层面对网络时代档案服务社会化问题进行了伦理解读[200]。近年来，黄霄羽[201]、李财富等[202]对国外档案馆服务社会化的理念、实践特点和规律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外档案服务社会化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等方面的异同点进行了总结[203]。
数据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是公共档案馆公共服务研究的重要趋势。2007年，陈永生以大量公开的统计数据为基础，从政务公开制度、政府信息资源整合以及档案部门自身等视角，多维度地分析了档案馆（室）的档案开放与利用问题，对中国公共档案馆开展公共服务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204]。何玉琼[205]、雷晓庆等[206]、高彩燕[207]、张衍等[208]以不同类型的公共档案馆网站为统计对象，分析了特定范围内公共档案馆在线信息服务的基本状况，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措施。吕元智[209]、王灿荣[210]、赵洋月[211]、盛梅[212]等人对我国公共档案馆公共服务绩效的评估状况、难点、理论模型、方法与机制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随着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日渐深入公共档案馆服务领域，如何利用这些新媒体拓展公共服务范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张磊[213]、李龙[214]、许翠花[215]、松姗[216]调查了档案馆官方微博的开通及运营状况。伍晓丽[217]、窦苡[218]调查了公共档案馆利用微博平台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基本状况。雷晓庆、曹东玉采用全面调查法对微信公众平台在档案馆中的应用状况进行了调研[219]。李茂茂、王玉斌对国内档案馆领域应用微信公众平台提供服务的实践情况进行跟踪调研，总结微信在该领域内的应用现状[220]。邓君、宋雪雁等人从用户感知角度对公共档案馆微信公众平台服务质量评价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为公共档案馆微信公众平台的技术改进和服务质量提升提供了参考[221]。周林兴采用问卷调查、互动效果测试等方法，收集了档案馆微信公众平台的运行现状数据以及社会公众对档案馆微信公众平台的反馈意见，他认为微信公众平台与其他社交媒体应该并行存在，用独特的精品资源吸引不同用户群体的兴趣，用专业快速的反应速度回复社会公众的需求，并在档案馆微信公众平台的建设中充分考虑到档案馆的特殊社会属性，避免使其成为一种“摆设”[222]。古攀云[223]、董潇潇[224]、刘英捷等[225]对微博、微信两种社交媒体在档案馆的综合应用情况进行了调研。黄华等以新媒体技术在公共档案馆信息服务中的实际应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新媒体在公共档案馆信息服务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226]。(www.xing528.com)
公共档案馆公共服务能力建设问题是近年来学界研讨的热点。张锐从逻辑起点、价值取向、最佳契机、目标设置、认证范畴和技术依托六个层面探讨了公共档案馆拓展服务职能的基本内涵[227]。价值创新理论[228]、信息生态理论[229]、品牌战略[230]、信息均等化[231]等思想被引入公共档案馆研究领域，以破解公共档案馆公共服务工作的困局。苏君华建议公共档案馆应该积极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明确其公共文化服务的塑造者、公共文化服务的信息提供者和公众文化的休闲场所等角色定位，并通过提高公共档案馆文化产品的供给力和服务力、完善各种服务设施、提升公众信息素养，积极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32]。胡洪彬建议通过提升档案馆社会资本存量的方式来推进档案馆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水平[233]。赵爱国、赵珍珍认为，应从拓展服务范围、深入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强化管理与服务职能三方面入手，提升公共档案馆的公共服务能力[234]。崔珍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后认为，公平服务能力是公共档案馆的核心能力，并阐述了这一核心能力的生长机理以及如何根据环境变化对其进行动态培育的基本策略[235]。
此外，国内公共档案馆研究还涉及公共档案馆的文化责任[236]、社会形象[237]、档案馆建筑[238]等主题。2000年以来，国内学者出版的部分著作涉及了公共档案馆问题，如前述及的薛匡勇的《档案馆论》、姜之茂的《档案馆理论与实践新探》以及李扬新的《档案公共服务政策研究》[239]、杨霞的《国家档案馆利用服务研究》[240]、赵屹的《档案馆的现在与未来》[241]等。周林兴的《公共档案馆管理研究》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专门研究公共档案馆问题的专著，该书在梳理公共档案馆内涵及意义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公共档案馆的馆藏管理、建筑管理、队伍管理、用户管理、服务管理、形象管理、竞争力管理、社会援助管理、功能管理等，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公共档案馆的事务管理[242]。
综上所述，国外档案学界对公共档案馆的发展史已经进入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既有对中央或联邦层面公共档案馆的演变研究，又涉及部分有代表性的地方公共档案馆建设状况，不过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公共档案馆改革实践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实证研究与分析，虽然部分研究成果对公共档案馆发展演变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因素进行了梳理，但缺乏对发展动力、运作模式、推广机制等深层次问题的剖析，更为关键的是，西方学者主要从公共档案馆自身需要的角度出发探讨具体实践问题，缺乏从国家需要的角度出发的宏观研究。国内研究者大多立足传统档案学理论对公共档案馆进行分析，较少涉及制度、文化等背景解读，尽管部分研究成果涉及公共档案馆的功能设计与政策安排，但以理论阐释为主，缺乏实证分析和技术模型构建，使研究成果缺少应用性和针对性。已有成果中，对几个公共档案馆建设状况良好的省份进行研究的较多，对其他省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公共档案馆问题研究并不多见，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探讨。由于对国外公共档案馆发展背景特别是早期发展史缺乏细致的梳理，导致现有的关于中外公共档案馆比较方面的研究成果偏少、不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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