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档案馆理念提出之后，很快全国档案界就如何推进公共档案馆的落地进行了热烈的研讨。2004年3月，社会学家邓伟志在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倡导加强公共档案馆建设，充分体现档案馆的社会性、文化性和开放性，建立高质量、高品位、高效率的档案馆公共服务体系[131]。2003—2006年，全国各地举办了多场以公共档案馆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包括上海市档案局举办的“新时期公共档案馆建设”学术研讨会（2003年12月）和“面向未来的城市档案馆”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举办的“公共档案馆利用服务社会化”学术研讨会（2004年12月），山东省档案局举办的以“丰富文化内涵、强化服务功能、着力打造高品位公共档案馆”为主题的笔会活动（2005年），沈阳市档案局举办的“公共档案馆建设”专题报告会（2005年），陕西省档案局举办的“公共档案馆档案资源建设研讨会”（2006年11月），中国档案学会与天津市档案局、天津开发区管委会主办的“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与公共档案馆建设”高层论坛（2006年12月）。这些呼吁和研讨引发了学术界对公共档案馆建设策略与发展方向的思考，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公共档案馆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多从自身经验提炼相关的建设路径。刘南山以上海市开展公共档案馆建设为例，从城市定位、文化内涵、服务功能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设面向未来的城市公共档案馆的具体策略[132]。李国庆结合深圳市档案馆整合市、区档案资源，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经验，提出结合档案管理体制改革状况，逐步形成包括完全集中管理模式、部分集中管理模式和档案城模式三种档案中心并存的公共档案机构发展格局[133]。姜之茂提出，可以从增加“低龄”开放档案、加快档案网络利用、建设精品的档案馆建筑、增加对外开放时间、探索藏档于民等方式，来打造亲民的公共档案馆[134]。黄丽萍以天津开发区档案馆实践为例，提出树立“公共服务”和“大档案”两种意识，前者用来打造公共档案馆的环境建设，后者用于构建公共档案馆多元化的档案资源结构[135]。档案学界则侧重于强调理念、机制等转变对档案馆转型和公共档案馆建设的重要性。冯惠玲认为公共档案馆要求档案馆要拉近与民众的距离，最大限度地为广大民众服务，建议从思想观念、馆藏建设、档案服务三个方面实施“亲民”战略，从而使档案馆获得广泛的生机[136]。宗培岭认为公共档案馆建设既是观念上的转变，也是实体上的转变，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137]。刘家真认为公共档案馆的创建，不是传统档案馆的简单合并，而应该更加强调公共政策的扶持与传统档案理念的转变，而在档案理念的转变方面，首先，应当认识到“档案是全社会的知识资本”，公共部门的档案作为人类记忆库的重要社会功能日益凸显；其次，要正确认识保密与公开的关系，通过立法与政策的更新使档案开放利用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最后，要认识到文化资源整合的重要性，强化公共档案馆与公共图书馆的合作，构建开放档案资源与图书资源的整合体系[138]。
公共档案馆的建设方向一直是档案界关注的中心议题。早在2004年，冯惠玲就提出开放是公共档案馆的发展之路，公共档案馆自身的发展是档案馆开放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从档案、档案职能、档案馆形象等多维度的开放入手提升档案馆的公共性和社会性[139]。尹雪梅将现代民本思想作为公共档案馆建设的指导思想，提出服务性、公共性、开放性和文化性是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的发展方向[140]。辛丁[141]、师萍[142]、黄建军[143]、苏洲[144]、曹航[145]等介绍了欧美发达国家公共档案馆建设经验，探讨了它们对我国公共档案馆发展方向的借鉴和启示。不过，由于发展起点、政治体制、文化背景、民众档案意识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中外公共档案馆建设的路径也存在很大不同。杨婵以英国公共档案馆为参照，认为在中国现有体制下，建设公共档案馆应正确处理信息服务与实体保管、公益与收益、文化与休闲之间的关系[146]。向春华[147]、吴珊珊[148]则结合国外公共档案馆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成果，以上海、广东、天津、广西等地的公共档案馆建设状况为研究对象，总结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策略。2006年底，上海市档案局在完成的国家档案局项目《公共档案馆理论与实践研究》中率先提出了“公共档案馆达标参考指标体系”，共计提出了8个大项28个小项的参考指标，8个大项包括资源建设、公共设施、开放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教育、推广宣传、业务研究综合保障、社会评价[149]。这一指标体系具有相当的示范效应，为我国各地公共档案馆建设指明了较为明晰的内容框架。(www.xing528.com)
2008年以来，随着我国“五位一体”档案馆建设理念和“三个体系”建设思想的提出，公共档案馆进入了深化发展阶段，如何借助国家档案工作重心的调整来加速公共档案馆建设成为这一时期学界研究的热点。赵力华认为，可以借助国家推进“五位一体”公共档案馆建设的时机，通过立法手段，将“国家档案馆”这一称谓与国际接轨，“专指由中央政府建立的综合档案馆”，而将其他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改名为“公共档案馆”，用面向社会开放档案的功能性标准取代代表国家权威的地位性标准，以此来划分档案馆类型，从而引导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的良性发展[150]。当然，立法只是推进公共档案馆建设的手段之一。严永官将“五位一体”的公共档案馆建设框架分为硬件系统、软件系统和社会环境系统[151]，并认为应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积淀”与“即时”、“本职”与“拓展”、“分工”与“合作”四个关系[152]。近年来，公共档案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53]、技术变革与公共档案馆建设方向[154]的研究成果也颇多。陈忠海认为，公共档案馆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共档案馆会被不断赋予新内涵，不断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155]。吴加琪对公共档案馆建设的原则、路径及发展战略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156]。
档案管理制度与文化传统，影响着国家档案馆向公共档案馆转型的路径，对未来中国公共档案馆的发展方向也有深远影响。社会多元化的结构形态、档案利用者的多元化需求，促使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必须走多元化建设道路[157]。苏君华认为，由于社会认同、实践、管理权责、政府职能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公共档案馆的理想与现实间存在不小差距[158]。康蠡等人引入生态位理论，从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制度根源三个层面分析了我国综合性档案馆生态位偏离的原因，并提出了如何加以调整从而使国家综合档案馆建成真正公共档案馆的举措[159]。孙大东等人从主体因素、客体因素、中介因素三个视角入手，分析了利用者、档案、档案工作三个方面存在的阻碍我国档案馆走向公共的先天和后天的因素，认为在目前乃至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这些阻碍因素无法消除，我国公共档案馆的实现困难重重甚至无从实现[160]。胡燕采用问卷法、深度访谈等方法，对我国六省、市近3600名普通公众进行了调查后发现，我国公众档案馆利用总体处于较低水平，在档案利用意识、利用需求等方面还存在严重不足，档案馆在服务社会、满足公众需求方面还存在短期内无法克服的障碍，由此认为我国档案馆与公共档案馆相比还有一定距离，我国档案馆尚未实现“公共”[161]。近年来，档案学界开始从文化、动力机制、制度等深层次视角解析欧美发达国家公共档案馆的发展历程和相关经验，体现出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化[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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