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公共档案馆发展比较及对策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公共服务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国家档案馆和各地方档案馆的重要职责。从现有文献看，国外有关公共档案馆公共服务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职业伦理与规则演化的视角来探索公共档案服务的职业定位及发展策略；二是从技术演变的角度来分析公共档案服务的改进措施和路径。

公共档案馆理念的形成实际意味着公共档案服务职业伦理与行为规范的确立。早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学者就开始探讨档案工作者与公众的关系问题，认为传统的公共档案馆过于关注保存档案的证据与行政价值，尽管对待普通利用者的态度从“故意阻碍”到“宽容”，但业界依然缺乏一个可接受的行为标准或职业规则来指导档案工作者应对与公众相关的问题^[76]。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档案公共服务规则的构建与发展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如开放、安全与保密的平衡^[77]，公共利用中的隐私权保护^[78]，档案开放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同等^[79]，这些为档案工作者开展公共服务、正确处理开放利用的相关政策及技术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行动指南。多伦多大学的珍妮弗·道格拉斯（Jennifer Douglas）和希瑟·麦克尼尔（Heather MacNeil）通过对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在1882年至1975年形成的目录索引等检索工具的统计分析，揭示了这些检索工具所体现的加拿大不同时代的文化知识形态及其公共服务理念的变迁^[80]。近年来，新公共管理、社群档案（Community Archives）等理念开始在西方各国盛行，引起了公共档案服务研究的新变化。加拿大学者特里·库克较早认识到从文件管理到文件治理的转型趋势，尽管他是从宏观鉴定的视角来分析这一变化^[81]，但无疑表明公共档案服务的多元参与格局开始凸显。马里兰大学的贾森·G.斯佩克（Jason G.Speck）认为，在多元化社会格局中，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亟须培养和保护公众信任机制，重建档案职业规范，以应对各种社会挑战^[82]。公私合作模式成为欧美国家开展公共档案服务的重要趋势^[83]。社群档案概念则是当前国际档案学界最热门的研究话题之一，它要求档案馆为不同地域、身份、性别、经济地位、文化习俗等特征而形成的社群开展查档、建档服务，为其重建、恢复记忆，使特殊群体或少数族群在国家记忆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扩大档案馆的社会影响力和服务辐射面。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的加万·J.麦卡锡（Gavan J Mc-Carthy）和乔安妮·埃文斯（Joanne Evans）以澳大利亚各档案机构与澳大利亚家庭、住房、社区服务和原住民事务部（Department of Families，Housing，Community Services and Indigenous Affairs，FaHCSIA）共同参与服务于“被遗忘的澳大利亚（Forgotten Australians）”^[84]群体为例，分析了档案馆在重构这一群体的个人及家庭记忆中的具体作用，并总结了档案信息服务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原则及其社会意义^[85]。汤姆·A.阿达米（Tom A.Adami）和马莎·亨特（Martha Hunt）以卢旺达建立种族屠杀档案馆为例，阐释了档案馆在记录种族屠杀等反人类罪行、维护国际正义等国际事务方面的价值、运作流程、发展模式等基本内容^[86]。南非大学信息科学系的伊莎贝尔·舍拉克-凯利（Isabel Schellnack-Kelly）探讨了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公共档案馆的档案工作者如何提升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以及如何借用欧美国家的档案学理论来构建适合南非档案工作者的公共服务标准与职业准则^[87]。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使全球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共档案馆的服务理念、内容、方式、范围等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革。特里·库克很早就敏锐地认识到当时公共档案馆领域呈现的由信息管理向知识管理前行的趋势^[88]，他认为，档案工作者应当运用专业知识来传递丰富信息，以适应不同用户的需求，从而让档案馆的公共服务项目不致淹没在某些“麦当劳式”快餐性遗产信息项目当中^[89]，从而构建电子文件管理时代的公共档案服务新思维^[90]。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的马琳·马诺夫（Marlene Manoff）则从档案数据库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广泛运用这一现象入手，分析了数字媒体环境下历史记录和公共档案服务的变化及其背后的哲学意义^[91]。荷兰学者吉多·翁杰纳（Guido Ongena）等人通过网络调查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普通民众对档案机构开展在线音像文化遗产服务的接受度问题^[92]。爱沙尼亚国家档案馆的塔尔沃·卡尔伯格（Tarvo Kärberg）利用网络分析技术（web analytics）——Piwik软件分析特定群体的数字信息资源用户行为及其使用偏好，从而更好地为公共档案馆用户提供优质、高效的信息服务^[93]。瑞典学者安-索菲耶·克拉雷尔德（Ann-Sofie Klareld）和卡塔琳娜·L.伊德隆德（Katarina L.Gidlund）结合瑞典政府档案服务工作的相关实践，进一步提出要摒弃传统的“纸质思维”（Paper Minds），重新理解数字背景下档案馆的定位、角色与发展潜力，以构建适应数字技术时代的公共档案服务的新原则、新方法^[94]。加拿大学者劳拉·米勒（Laura Millar）认为，数字档案工作者（digital archivists）这一职业的出现将改变传统的档案管理方式，档案工作者需要与档案馆、技术系统和民众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从而使得文档服务工作能适应多变的数字环境^[95]。谢菲尔德大学信息学院和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学者们共同探索了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地理信息检索技术引入历史档案利用与服务领域的可行性^[96]。波兰学者安娜·索布查克（Anna Sobczak）通过介绍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档案馆自主研发的数字存储软件，探讨了地方公共档案馆合作开发档案云存储服务平台的可能性^[97]。近年来，公共档案馆广泛采用社交媒体等最新信息技术来推动业务工作发展，学界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2010年，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历史学博士生亚当·克林布尔（Adam Crymble）以推特（Tiwtter）和脸书（Facebook）为调查对象，探讨了国际档案界使用社交媒体的基本状况^[98]。加拿大学者多伦多大学信息学院的温迪·M.达夫（Wendy M.Duff）等人则关注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将档案馆的特色馆藏推介出去，以提升档案馆信息资源的公共获取水平^[99]。伦敦大学学院的乔治·库班（George Cooban）则通过对多名“在家办公的维基百科编辑”（Wikipedians in Residence）的深度访谈，研究了档案工作者参与编辑“维基百科”的性质及其影响，从而探讨了Web2.0时代“参与式档案馆”作为一种新的服务方式的发展路径^[100]。利物浦大学历史系的玛格丽特·普罗克特（Margaret Procter）则从历史与理论的双重角度，阐述了当代档案公共服务及其职业准则在推动社会认知、获得社会支持等方面的关键作用^[101]。社交媒体使得众包等理念逐步为档案界所熟知和接受，公民参与公共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逐渐成为社会共识，2010年4月12日美国国家档案馆馆长戴维·S.费列罗（David S.Ferriero）在官方微博上发文，将这一模式总结为“公民档案工作者”（Citizen Archivists）^[102]，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探讨。从相关研究成果看，当前公民档案工作者参与的公共档案服务领域主要有：历史档案的数字化转录与处理、社群档案的收集与利用、战争记忆的著录标签、政府文件的公开等^[103]。(www.xing528.com)

此外，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合并、重组的现象在国外也不少见，著名的如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埃塞俄比亚国家档案馆图书馆等，因此有部分学者从整合视角研究公共档案服务的提升路径。国际图联（IFLA）2008年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由于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往往以同样的方式为同一社区开展服务，它们自然会成为合作伙伴”，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之间具有广泛合作的趋势^[104]。当前，部分国家的地方公共图书馆实际承担着公共档案馆的职责^[105]。南非大学的两位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和面对面采访等方式，对非洲东部和南部地区的公共档案馆开展整合服务的状况进行调研，发现公共档案馆并没有在图书、档案、博物的整合服务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他们建议公共档案馆需要与图书馆、博物馆和其他文化遗产机构开展更积极有效的整合服务项目，以提升其公共形象^[106]。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政府文件部的凯瑟琳·蒂姆斯（Katherine Timms）认为，在数字环境下利用者更在意他们能获得什么资源，而不关注资源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因此建议通过集成搜索系统、元数据聚合系统、馆藏级的著录方法以及各种混合系统，构建一个内容更丰富、检索更快捷的集成化资源获取系统^[107]。还有学者从特藏建设与服务的角度探索了公共图书馆开展图书、档案、手稿等馆藏整合服务的历史、现状与特征^[108]。

除了以上三个主题的研究成果外，21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出版的一些档案学著作中，有不少涉及了公共档案馆的历史、发展与对策问题^[109]，这些专著也成为了解国外公共档案馆研究动态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