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档案馆的发展路径比较及对策研究

从某种程度上讲，公共档案馆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档案馆理念，自然也受政治、文化、经济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二战”结束以前，“档案几乎只是作为管理机构的记忆和历史研究的资料在发挥其功能”，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对信息的民主权利的确认和公众对当代史日益增长的兴趣”，档案馆“不再是历史学家和其他学术研究者的专属领地”^[50]，国家档案馆逐渐转型为现代意义的公共档案馆。

公共档案馆的产生与发展深受政治环境的影响。欧美各国早期创建国家档案馆，“最起作用的原因，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实际需要”^[51]，而从现实情况看，政治制度的变革往往会直接影响公共档案馆建设的进程与发展走向。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国造成了巨额的经济财产损失，也给各国的文化遗产和文化收藏机构带来了巨大破坏，而“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期，由此公共档案馆事业亦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1983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法国现代档案学者米歇尔·迪尚就如何破除普通公众获取公共档案馆信息的制度障碍，对联邦德国、法国、美国等国的公共档案馆进行了调研^[52]。特里·库克、兰德尔·C.吉摩森（Randall C.Jimerson）、琼·M.施瓦茨（Joan M.Schwartz）等对档案馆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均有一定的研究成果^[53]。凡尔纳·哈里斯则系统地研究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对公共档案馆建设的影响，以及南非公共档案馆建设在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影响中的作用，并如何利用当前开放文化与政治制度重构公共档案馆系统^[54]。1992年，时任德国联邦档案馆（German Bundesarchiv）主席的弗里德里希·卡伦贝格（Friedrich Kahlenberg）分析了德国合并及政治体制变革对国家档案馆系统建设的影响^[55]。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给东欧各国及俄罗斯的档案馆事业带来了深远影响。1992年《美国档案工作者》杂志刊登了多篇论文，从政治体制视角分析俄罗斯等国为重构档案馆体系而作出的各种努力^[56]。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的雷切尔·利尔伯恩（Rachel Lilburn）探究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西兰公共档案馆系统重构过程中的政治动因，分析了国家档案馆立法过程、国家档案馆政治权力的架构等因素对公共档案馆建设的负面影响^[57]。2011年4月20日，苏格兰通过新的“公共文件法案”［The Public Records（Scotland）Act 2011］，将原来的苏格兰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Scotland）和国家人口登记总局（General Register Office）合并为国家文件局（National Records of Scotland），这是当代苏格兰公共档案馆体制的一个重要变化。对此，苏格兰学者布鲁诺·朗莫尔（Bruno Longmore）分析了这次机构整合背后的政治因素及其对塑造苏格兰档案文化的影响^[58]。

档案馆关系着一个组织机构、国家的身份与文化认同。2013年，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社会史教授斯特凡·贝格尔（Stefan Berger）在国际著名档案学期刊《档案科学》（Archival Science）上撰文指出，19世纪中后期以来欧洲各国创建国家档案馆的过程与欧洲各国产生并形成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基本同步，并对国家档案馆在国家主导叙述形成中的价值进行了分析^[59]。而在更早的2007年，匈牙利国家档案馆的拉约什·克尔门迪（Lajos Körmendy）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埃里克·卡特拉则从哲学、文化等多视角分析了欧洲公共档案馆产生与发展的元动力。拉约什·克尔门迪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档案馆逐步形成了一种以“普及、开放、市场导向、媒体文化和信息中心性”为核心的全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是欧洲各国公共档案馆为适应当代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的工作与服务理念^[60]。埃里克·卡特拉则认为，档案的文化“遗产”（Patrimony）价值源自17至18世纪欧洲的私人档案管理领域，而非因法国大革命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理念，当代文化“遗产”（Heritage）理念是一种历史的继承，也是公共档案馆发展的重要动力^[61]。

公共档案馆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可持续的经济支撑。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逢西方世界遭受“二战”后第一次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各国政府由于资金短缺而大幅压缩财政开支，使不少国家的公共档案馆一度面临窘困异常的财政局面。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美国加利福尼亚、肯塔基、北卡罗来纳、纽约州等地的州档案机构评估报告^[62]显示：这些州档案机构普遍面临着财政预算减少、人员流失、设备不足等问题。为了破解经济危机时代的公共档案馆发展困局，美国学者提出，应当对档案用户及其利用行为进行系统研究，以确定如何开展相应的档案服务策略，甚至建议制定国家层面的信息基线以便于从各层次测定和比较档案的获取与检索、采集、管理和鉴定指南，从而通过“用户友好型策略”来获得公众广泛的支持^[63]。加拿大档案界则尝试从传统的“资源中心”模式转向“用户中心”模式，提升档案馆作为一个“动态和充满活力的组织、是值得支持且能够满足赞助商及广大公众在当前与未来的信息和文化需求”的形象^[64]。经历这次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公共档案馆普遍重视通过提升自身公共服务水平以吸引社会资金支持，并形成长效机制。英国肯特郡档案馆的奈杰尔·耶茨（Nigel Yates）认为，英国地方公共档案机构应积极将市场营销、公共关系等策略引入公共档案馆发展战略，切实提升公共档案馆的服务水准，从而赢得更多的社会资源^[65]。美国学者蒂莫西·L.埃里克森（Timothy L.Ericson）认为，西方各国的积极应对与调整使得公共档案馆树立积极开放的服务理念，档案推广工作（Outreach）逐步成为档案馆的基本职能，并融入档案职业的整体工作体系之内^[66]。当前，公共档案馆的发展受经济因素影响很大^[67]，因此如何获得可持续的资金支持依然是欧美档案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68]。(www.xing528.com)

从现实情形看，公共档案馆的发展与演进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因此学者们从时代变迁视角透视公共档案馆演化路径与发展模式时，通常会多层面进行分析与阐释。如前所述，早期学者探讨1990年前后俄罗斯公共档案馆事业发展时，多从政治视角开展研究，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开始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1993年，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Russian Research Center）和“乌克兰研究院”（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研究人员帕特里夏·肯尼迪·格里姆斯泰特（Patricia Kennedy Grimsted）结合自身在俄罗斯的经历，研究了当时俄罗斯档案界在探索档案开放利用等方面所作的各种努力，以及受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制约的现实^[69]。十年后，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政治档案部的乔治·博洛坚科（George Bolotenko）撰文指出，俄罗斯、乌克兰在1991—1999年为建立一个“稳定”“运转良好”“在政府体系中拥有一席之地”“员工与资金有基本保障”的公共档案馆系统作出了相当的努力^[70]。2001年，时任英国公共档案馆馆长的萨拉·泰亚克（Sarah Tyacke）撰文从政治、文化层面分析20世纪90年代英国公共档案馆的转型与发展策略，她认为当代公共档案馆处于信息开放的社会环境，应在处理档案的鉴定与销毁、开放与封闭等关系中保持一种社会平衡策略^[71]。近年来，欧美地方公共档案馆逐步深度参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效应，因此学者们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角度开展研究，以找到地方公共档案馆发展的有效路径与策略。2013年，英国《档案与文件》（Archives and Records）杂志专门刊发了一组研究英国地方公共档案馆的论文，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英国地方公共档案馆体系的产生、发展历程，总结了不同类型地方公共档案馆的发展模式及其复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72]。

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重构战争记忆等项目的兴起与发展，学者们开始探讨战争对公共档案馆发展的影响以及当代档案馆如何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埃里克·C.斯托伊科维奇（Eric C.Stoykovich）总结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美国东部地区公共档案文件所遭受的巨大损失，认为这一事件对于提升美国精英阶层对公共档案的重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73]。西班牙拉里奥哈（La Rioja）地区档案馆与西班牙复原历史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Recovery of Historical Memory，ARHM）等组织开展紧密合作，通过整理馆藏、征集口述史及相关文献史料等方式，为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及弗朗哥独裁统治时期（1939—1975年）的受害者恢复记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信息研究学系的迈兰·江普（Meirian Jump）认为这一案例体现了档案馆在再现国家、集体记忆以及保障后独裁时期的人权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74]。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信息研究学系教授、信息证据研究中心主任安·吉利兰（Anne Gilliland）梳理了“二战”前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在保护公共档案馆方面的工作，并采用人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深入克罗地亚等前南斯拉夫地区国家，调查这些至今依然各种冲突与危机不断的国家和地区的档案管理工作，并总结了全球化时代公共档案馆及档案工作者的角色定位^[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