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发达国家早期的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学专任教师几乎是清一色的人文学科背景，加拿大的特里·库克（Terry Cook）、美国的理查德·J.考克斯（Richard J.Cox）和玛格丽特·赫德斯特伦（Margaret Hedstrom）以及澳大利亚的休·迈克米希（Sue McKemmish）均是史学出身而成为当代著名档案学者。当20世纪中叶欧美档案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时，公共档案馆思想和发展史的研究也就自然兴起。
公共档案馆史研究与档案事业史的整体研究密不可分。美国档案教育的先驱、德裔美国档案学者恩斯特·波斯纳（Ernst Posner，1892—1980年）是华盛顿美利坚大学档案管理课程的创始人，也是较早开展档案史研究的美国学者。他于1964年和1972年先后出版了《美国州立档案馆》（American State Archives）[24]和《古代世界的档案馆》（Archives in the Ancient World）[25]两部专著，前者对美国州立档案馆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作了系统梳理，后者则对古代世界档案机构和档案工作的源流进行了探索。值得注意的是，1967年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将波斯纳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以“档案馆与公共利益”（Archives ＆ Public Interest）[26]为题结集出版，体现出他在公共档案馆发展史领域的贡献，他将欧洲档案传统介绍到北美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27]。1965年，杜克大学历史学专业博士生豪斯顿·格温·琼斯（Houston Gwynne Jones）对1663—1903年北卡罗来纳州公共文件的保管与管理状况、档案管理机构的时代演变、主要档案工作者的思想与实践贡献等进行了历史梳理，完成了题为《北卡罗来纳州公共档案馆（1663—1903）》的博士学位论文[28]。数年后，他出版了另一部专著对1776年以来美国国家档案馆从设想变为现实并逐步发展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尤其是对国家档案馆的组织结构、管理职能、服务理念等问题进行了重点探讨[29]。匹兹堡大学的理查德·J.考克斯是较早研究档案史的美国学者，他的众多档案史研究论著里有不少涉及欧美公共档案馆发展史[30]。亚历山大·盖尔芬德（Aleksandr Gelfand）总结了从伊凡雷帝时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罗斯档案馆体系的演变历程及基本经验[31]。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公共档案馆史专题学术论文并不多见[32]。此后受北美地区档案学教育兴起的影响，相关的专题研究论著开始增多。加拿大档案界较早系统地开展了相关研究，早在1976年著名档案学者休·A.泰勒（Hugh A.Taylor）就在正式创刊不久的《档案》（Archivaria）杂志上撰文，对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的发展史进行了初步梳理[33]。为了表彰曾任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第四任馆长（1948—1968年）和加拿大国家图书馆第一任馆长（1953—1968年）威廉·凯·兰姆（William Kaye Lamb）在档案管理和图书馆领域的杰出贡献，加拿大《档案》杂志在1983年推出了一本纪念专刊，其中三篇文章涉及公共档案馆史，对1871年以来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发展的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其中由时任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档案馆馆长（1976—1986年）、后出任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第七任馆长（1999—2004年）和首任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馆长（2004—2009年）的伊恩·E.威尔逊（Ian E.Wilson）撰写的关于早期加拿大公共档案馆演变史的文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文书分部（Records Branch）与档案分部（Archives Branch）两种不同传统在构建公共档案馆体系中的角色[34]。伊恩·E.威尔逊深入研究了公共档案馆的内在发展规律，并考虑到文化、社会、政治等外部环境因素的作用机制，形成了一种比较有影响的研究范式。1983年，理查德·C.伯纳（Richard C.Berner）分析了两个多世纪美国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后认为，美国档案管理存在两个传统：一是源自私人收藏机构和国会图书馆的历史手稿（Historical Manuscripts）管理传统，二是受德国、法国影响而成的公共档案（Public Archives）管理传统[35]。美国学者卢克·J.吉利兰-史怀兰德（Luke J.Gilliland-Swetland）[36]和丽贝卡·赫希（Rebecca Hirsch）[37]又进一步分析了“历史手稿”与“公共档案”两种管理模式的历史演变过程、特征及其对美国当代档案职业发展的现实意义。1986年，英国历史学者菲利帕·莱文（Philippa Levine）对1838年至1886年英国公共档案馆的发展史进行了梳理，重点对英国公共档案馆工作人员的专业化发展进行了分析[38]。1991年，约翰·D.坎特韦尔（John D.Cantwell）则进一步对1838—1958年英国公共档案馆的发展史进行了总结[39]。
公共档案馆的创建、发展与杰出档案学家的贡献有着很大关系，因此研究公共档案馆的推动者、创建者和重要贡献者的思想，也是国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从现有资料看，公共档案馆思想研究主要从两个层面开展。一是对个体公共档案馆思想的梳理与分析。欧美各国公共档案馆或国家档案馆的推动者、创始人成为研究的重点。1973年，伊恩·E.威尔逊在加拿大女王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重点探讨了加拿大第二任公共档案馆馆长阿瑟·G.道蒂（Arthur G.Doughty）的思想以及其对加拿大公共档案馆建设的贡献[40]。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重要推动者、“美国档案职业之父”沃尔多·吉福德·利兰（Waldo Gifford Leland）的思想则成为美国档案学界关注的重点[41]。二是对群体公共档案馆思想的提炼与梳理。最具代表性的是历经加拿大数代公共档案馆馆长和业务精英的提炼而形成的适合加拿大档案文化与发展的“总体档案”（Total Archives）思想。1972年，这一思想经加拿大公共档案馆第五任馆长（1970—1984年）威尔弗雷德·I.史密斯（Wilfred I.Smith）正式提出之后，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被视为加拿大档案界对国际档案界的重大理论贡献。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42]对此有过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加拿大独立学者劳拉·米勒（Laura Millar）则系统地研究了“总体档案”的思想来源、演变过程及面临的挑战[43]。(www.xing528.com)
2000年前后，国际公共档案馆史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档案馆演变史研究开始得到欧美主流学术界的重视。1990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南非档案界重新进入国际档案界[44]，时任荷兰国家档案馆馆长的埃里克·卡特拉（Eric Ketalaar）和加拿大国家档案馆文件处置部主任的特里·库克等著名学者先后在1992年和1994年访问南非，一方面将欧美的公共档案馆理念引入南非，另一方面又积极将南非的档案实践介绍给西方世界，由此加快了南非公共档案馆的建设进程[45]。南非著名学者、南非曼德拉基金会档案保管部主任凡尔纳·哈里斯（Verne Harris）对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前后的南非公共档案馆的发展史进行了简短的梳理[46]。凡尔纳·哈里斯的学术成果在欧美档案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尼日利亚学者阿比奥拉·阿比奥耶（Abiola Abioye）对尼日利亚国家档案馆的发展史作了梳理[47]。
为了进一步推动档案史研究的国际合作，2003年10月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信息研究学院芭芭拉·克雷格（Barbara Craig）等人发起的首届“国际文件与档案史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Records and Archives，I-CHORA）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召开，这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涉及了英国、意大利、加拿大、荷兰等多国档案事业史[48]。截至2018年6月，该国际会议已经召开了8届，成为国际档案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平台，其中贡献了部分公共档案馆发展史的论文[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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