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统先全集（第2卷）：改造主义的教育哲学

改造主义教育哲学实际上是实验主义教育哲学的一个分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有一批自称为“社会拓荒者”的如康茨 （G. S. Counts）、拉格（Harold Rugg）等人，就大事鼓吹学校应成为改造社会的主要工具。康茨于1932年发表了他的《学校敢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吗？》一书。自从五十年代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美国大为震惊，要求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提高教育质量。这时许多人批评美国的进步教育不能使学生掌握系统的科学知识，纪律松弛，人生目的模糊等等。布拉梅尔德（Theodore Brameld）说：“人造卫星的挑战，不仅使美国人从他们对于教育漠不关心的状态唤醒过来，——而且还显示出我们对于民主国家教育职能和目的的看法，存在着惊人的混乱状态。”^[7]

其次，他认为美国今天生活在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危机的时代。人类能在一夜之间毁灭文明。他说：“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内两次欧洲流血战争的记录，一个已经动摇美国作为第一流工业强国地位的强大极教主义体系的兴起以及目前预兆又好又不好的对宇宙空间的征服……任何教育制度，要是不及时地优先考虑这件事实，提供一个可能的机会诊断它们产生的原因，并考虑年轻一代怎样可以应付它们，这样的教育就是逃避它最迫切的职责。”^[8]因而在美国产生了一种改造主义教育哲学。

改造主义教育哲学的形成还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早在三十年代，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布拉梅尔德在芝加哥大学求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当时他因受到经济大萧条所产生的经济政治的大动荡的困扰，便决定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他对列宁的政治哲学很感兴趣，写了一本书《对共产主义的探索》。后来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写了一篇文章《卡尔·马克思与美国教师》。他说：“马克思主义与自然主义有许多地方是互相助益的，目前大多数教育理论家还没有看到这一点。”^[9]因此，布拉梅尔德强调教育要能对改造社会给予指导，教育必须有明确的社会目的，能为社会的未来提出蓝图，培养青年“忠于新的社会秩序”。

还有一个对改造主义教育哲学产生影响的力量，那就是在当代的行为科学正在出现的革命，这个革命唤起人们认识到“人类现在正在接近于建设一个富裕、健康和人道的世界文明的机会，这种文明肯定是有生命力的、有前途的”。这一革命要求教育重新考虑它的整个传统结构并考虑编写教材的新方法、组织教学过程的新途径以及拟订学校与社会目的新方针。

此外，文化人类学和精神病学对于这个学派也有重大的影响。布拉梅尔德的教育哲学就是从文化、政治和社会的角度从事论证的。他认为，要构成一个新的教育理论，不仅要用哲学知识，而且要吸收物理学、生物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甚至要包括从文学到建筑学方面的新文艺创作。因此，教育哲学就应该成为一种文化哲学，各种社会问题都要从教育的角度从事探究，而和这个危机时期的要求相适应的实践、制度和价值也都要从教育的角度从事发展和论证。因此，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就应该从文化、政治、经济的广度进行探讨。

改造主义虽是继承杜威的实验主义的自然主义，但也是对它的补充和加深。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哲学虽然也讲手段和目的的相互作用，但是它总是突出地强调手段式方法的重要性，着重于提出假设而不着重于求得解答，注意容忍调和而反对信念和斗争，突出过程而忽视结果。但是改造主义教育哲学则强调教育的目的，寻求问题的解答，追求教育的结果。他们着重于建立一个崇高的理想社会，要求教育指明未来的方向，要使教育成为一个制订明确而严密的社会计划，以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社会的有效工具。就国家而言，教育应能设计出一个有计划的民主国家，其中一切重要的制度都是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制订出来的，都是在人民的控制之下的。就国际而言，布拉梅尔德希望建立一个世界性的乌托邦，它具有一种超越于国家之上的警察权力，以保证世界和平。(www.xing528.com)

其次，改造主义者认为目前学校的课程计划大致是一个各不相干的许多教材的大杂烩。布拉梅尔德认为，目前“对于人类生活，无论从个人方面讲，或从文化方面讲，都日益运用模式与结构来加以看待”，因而课程计划也必须努力使课程结构具有系统性和统一性。

第三，在人格的发展方面，杜威只强调培养人的理智作用，要求运用人的智慧去解决问题，而改造主义者则主张人的行为除了受理智的控制之外，还只是在无意之中接受他的情绪的、非理智的情欲所支配的。因此，在人格的培养上教育还应该重视人的“戏剧性的、色情的和非语言所能表达的那些方面，来丰富而不是代替理智的作用”。改造主义者认为，人类并不完全是理性的动物，他在无意识中受着情绪和非理智的力量所影响。因而他们认为，神话在教育中也应有它的地位，因为神话能够丰富人类行为的理智作用。

改造主义当前的发展特别强调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未来学、全球主义和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未来学中，布拉梅尔德想要设计一个通过教育可以实现的乌托邦，一个未来的社会秩序，他的全球主义就是要实现这个新世界秩序的乌托邦。他们出版了一本名叫《刀刃》的杂志，讨论各种有关民族主义、少数民族问题以及民族国家等方面的问题；他们主张，一切文化，从原始的到最先进的文化，都各有其优点与缺点，应该取长补短，互相作用而形成一个宇宙文化。

总之，布拉梅尔德的改造主义教育哲学曾经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他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教育的本质，他承认资产阶级的剥削和阶级矛盾，是事实。但是他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按照他自己的话，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一种灵活注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乃是“一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第一，他不主张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妄想通过教育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这显然是用教育代替政治革命的教育万能说。第二，他虽然承认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但是当他讨论解决这种冲突时，他反对阶级斗争，而主张阶级“合作”，这显然利用阶级调和论去抵制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第三，布拉梅尔德的新乌托邦只是资本主义的理想化。企图永远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最后，布拉梅尔德并不反对系统地掌握科学知识，但是他把美国一些教育家要求系统地学习科学知识的主张说成一种新的保守主义，说是传统的要素主义的复活而加以反对，这是违反教育发展的规律的，因为按照教育发展的规律，只有掌握了系统的科学知识，才能发展学生的智力，以推动科学技术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