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实验主义教育哲学 in 傅统先全集 (第2卷)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在美国学校里占统治地位的教育学说是一种机械的形式主义教育理论，这种教育理论以官能心理学为依据，以灌输知识为目的，把儿童看作是一个被动地接受一些一知半解的知识的主体。杜威的教育哲学就是对这种传统教育的反抗。他主张转移教育的重心，要把以教师为重点转移到以儿童为重点。他要在教育界引起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把儿童置于“太阳系”的中心。他反对学校过分重视学生获得和积累知识，而主张教育要引导学生从事反省思考，认为教育目的不在于寻求知识本身面在于学会寻求知识的方法。

在美国，杜威的名字和“进步教育运动”几乎是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的进步教育运动起源于美国内战以后时期的教育改革运动，全盛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来受到保守派如赫钦斯、艾德勒等人的抨击，于1955年随着“美国进步教育协会”的解体而告终。有人认为，今天美国教育的失败应归咎于杜威及其追随者。我国也有不少人认为今天美国的教育就是按照杜威的教育哲学实施的。这一点是不够确切的。其实，美国的教育工作者一般地都没有真正理解杜威。这可能由于两个原因。第一，杜威的追随者歪曲了杜威本人的思想；第二，杜威自己的论述不容易为人们所理解。有人说，杜威的写作技巧很拙劣，他所表达的许多含糊不清的概念，往往使人捉摸不定，以致容易引起误解。杜威的著作比较难懂，文字很深，这是事实。但是说他写作拙劣，含义模糊，并不符合事实。杜威的思想是严密的，表达是精练的，意义是明确的。他的学生艾德曼（Erwin Edman）（后来做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曾经说过，杜威讲课时，一边用力思考，一边考虑确切表达，因而当时使一些人听起来似乎他的语言零乱，意义不明；艾德曼在听课时竭力把他的原话照样记录下来，下课后，当想重新整理一下笔记时，他发现杜威的思想和论述都十分谨严，字字斟酌，不能更动他一个字。而许多和他真正进行过论战的人大多数都能理解他的立意。至于有人说他是进步教育主义而认为那些进步教育家就是杜威理论的解释和应用者，则完全是一种误解。有人说，杜威对于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是在他1916年发表了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和1919年成立了“进步教育协会”之后才变得明显的。但是要知道，“进步教育”由于组织了“进步教育协会”才获得当时那样明确的地位，但是这个运动本身则要悠久得多，广泛得多，深刻得多。从历史上来讲，我们可以说，这个运动开始于卢梭（Rousseau，1712—1778年）和他的名著《爱弥尔》。深受卢梭影响的斐斯泰洛齐开始建立了一所新型的学校。斐斯泰洛齐的影响遍及全世界，并通过各种渠道传入美国。后来赫巴哈特和福绿培尔又加深了对于这个运动的影响。这些进步教育运动者并不是以杜威的教育思想作为他们的哲学基础，而是以卢梭的浪漫主义的自然主义作为他们的进步教育信念的基础。他们认为，儿童天生就是积极主动的。杜威只是从认识论上把儿童的兴趣和自由作为自我表达的主要工具。卢梭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对于教育的影响早在1840年就渗透在曼恩（Horace Mann）和巴纳德（Henry Barnard）的著作之中，而早在杜威开始对教育感兴趣之前就在美国占有了统治的地位。虽然杜威的教育哲学和进步教育运动的共同敌人都是统治的教育，但是杜威对于进步教育的这种浪漫主义的影响一直是提出忠告和批评的。他说，没有一种东西是新的，除非它不断取得进步。当然所谓新总是相对而言的，不是绝对的。真正的危险是，在号称新的但只不过是旧东西的各种伪装形式下继续保持过去的东西。

那么杜威的教育思想对于美国教育实践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根据1981年美国全国教育研究会出版的第80卷年鉴第一部分：《哲学与教育》一书中伯纳特（Joe L. Burnett）写的一篇《约翰·杜威怎么样了？》的文章，他说，杜威的影响很小很小，事实上，杜威的一些教育主张在当时的学校里并没有广泛地应用过，教师一般并没有受过杜威思想的训练；学校里没有掌握杜威教育思想的资源；家长和政治家们也没有多少人支持过他的教育学说。例如，杜威期望教师要象专家那样懂得他的教材，当然教师并不必成为教育科学研究者。杜威认为，教师要知道教室内每一个学生及其生活的社会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他的作用。杜威主张，学科应该心理学化，以致学生可以按照他的发展水平和解决问题的难易来热心地学习这些教材。当时的学校却并没有教育学生这样做，当然在当时的学校里一般地也未这样实行过。

有人也许要问，人们不是认为杜威在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学校和他与伊维林·杜威合著的《明日之学校》具有广泛的教育影响吗？关于这个实验学校，杜威曾经与人争论过，他反对普遍地实行这样的学校，因为它只是一种实验学校，只具有实验的性质。而且当时也没有地方能有这种资源有效地推行这种学校。

关于《明日之学校》一书中所谈到的学校在不同程度上，不同的意义上也是属于实验性质的。但是在这类学校中，也没有一所学校，从彻底的意义来讲，是按照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哲学办理的。有些学校只是培养学生准备参加社会活动和职业工作。这类学校从某方面讲来可以说是实验主义教育哲学写的一个例子，但是其中没有一所学校是完全实行杜威的教育哲学的。杜威在他近八十岁的时候，还说过：新教育的一般原理本身并没有解决过进步学校在实践和管理方面的任何问题，勿宁说，这些原理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根据新的经验哲学加以处理。这些问题至今甚至于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到，更谈不上去解决它们了。^[5](www.xing528.com)

因此，杜威本人也不承认他的教育哲学对于美国的教育实践曾经发生过多大的影响。

目前美国教育界又开始发生了一种重视杜威教育哲学的倾向并且产生了一种在教育实践中应用杜威教育哲学的要求。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克里明（Lawrance Cremin）在他的《学校的转变》一书中曾经指出这样一个远景，即如果美国发生另一次改革，教育的进步主义就要复活，这时杜威的哲学和他的教育哲学就可能要复兴并应用于实践。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把杜威的哲学和浪漫主义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分开，然后，要系统地理解杜威自己的理论并确切地解释它。近一、二十年来，在美国，分析派教育哲学很流行，但是近来有一种新动向，教育学家们逐渐更多地注意对于杜威的研究。博伊兹坦（Joe Ann Boydstein）和波罗斯（Kathleen Poulos）合著的《关于约翰·杜威著作的目录》一书中指出：“在过去八十六年中研究杜威及其著述的作品大约有2200多份，每年平均为二十五种。但是从1973年2月到1977年1月这四年内已经出现了300多项关于杜威的研究，即平均每年为六十多项。但这还没有讲完关于人们重视杜威的全部故事；对于杜威研究的质量和深刻性也在不断地增加。”^[6]

几十年前关于杜威著作的翻译大部分限于他的教育理论，而最近学者们的注意已逐渐转向他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在卡尔邦代尔地方的南伊利诺斯大学，从1960年起就成立了一个杜威研究中心，它几乎收藏了所有杜威已经出版的大量著作，搜集了他的大量信件和纪念品，现在已经出版了十一卷杜威早期的作品，还准备出版按年代排列的四十卷全集。出版界也愿意出版杜威的文选以及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对于杜威哲学的评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戴克辉成（George Dyhhuizen）的《杜威的生平与思想》一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的哲学家们也逐渐对美国哲学，特别是实用主义发生了兴趣。他们感到惊奇，“如果象谢佛勒所说的那样，杜威是一位实用主义的巨人，——为什么他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为什么他对美国哲学的影响不那么大？”

他的哲学和教育哲学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和考查的。根据上述情况看来，他的教育哲学并没有真正为人们所理解，也未曾被正确地应用过。虽然在美国哲学领域内，他有崇高的地位，但在教育界和政治界真正懂得他的哲学的人并不多。他强调要发展人类的理智，要求人们用科学的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科学思考是智慧的核心，教育要考虑儿童的心理发展，这些方面都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在他的哲学中他是从理智方面讨论人类的道德和美感，而没有从培养人的高尚情操和美感的角度去对待德育和美育的问题。即使在理智方面，他只注意人类有意识的理智，而忽视了潜意识的情感和理智支配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情况。这些也都是我们研究杜威哲学时所必须予以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