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目的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杜威认为，只有人们、家长和教师等人有他们的目的，象教育这样一个抽象概念是没有目的的。结果，人们的目的便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儿童有不同的目的，而且当儿童成长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又变了；教师也由于他们的教学经验不断增加而经常改变他们的目的。他说：“教育工作者们要防止把目的变成是一般的和最后的。”他又说：“我们刚才已经指出，试图建立一个唯一的教育目的（即某种最后的目的，而其他的一切目的都是从属于它的），这是徒劳无益的。”^[18]因为杜威把教育目的不是当作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而且人生也没有最后要达到的最高价值，而教育目的只是暂时的一个行动纲领，只是对教育工作者所提出的一些建议，指导他们“如何进行观察，如何瞻望未来，以及在他们所处的具体情境中在解决思想和指导行动方面如何作出选择”^[19]。因此，一般的教育目的只是一些不同的观点，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考察当前的条件和估计它们的可能性。这样可以使教育工作者们胸襟宽阔一些，而不致使自己局限于一个小圈子里。所以这些一般性的教育目的并不是互相冲突的或对立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在这些教育目的中是无需作出选择的，没有哪些目的是合适的，哪些目的是不合适的，没有哪一个是最后的目的，哪些是从属的目的。其实，在杜威心目中，目的不是为了要达到某个目标，而只是暂时指导行为的手段，这就是说，最后的目标是不存在的，而只有一连串的手段，在这一连串的手段中，从它暂时达到某一阶段，就这个阶段告一段落而言，它就是目的，但就为了达到后一阶段而言，它又是手段。实际上，在杜威的心目中，只有一连串的手段而没有最后的目的。这种无目的的手段，真是一种奇谈怪论。正如麦克英泰（Maclntyre）所描述的：“我们的社会使我最基本和最后觉察到的东西就是在这里，‘继续前进’这个概念占统治地位。一个人在一个无止境的传送带上从一个阶段走向下一阶段。一个人进学校为了取得一个学位，从而为了可以获得一个职业，从而又为了可以提升职位，从而为了可以领取养老金。”^[20]

这种人生只为了个人打算，随波逐流，漫无目的的思想表现了当前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虚无的特点，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崇高的人生理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是我们人生的最高价值，最后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还采取行动首先达到一些从属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些从属的目的，我们还要达到一些更加特殊的目的。因此，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个人都有他当前的目的，经过一些中间的目的，最后达到这个总的目的。其中既有比较和选择（有哪个人的价值、私人的目的可能为了某些共同的价值、集体的目的而加以排除或牺牲），也有主从之分（当前的目的是为中间的目的服务的，中间的目的是为最后的人生目的服务的），而一切活动的目的都要归结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总目的。所以杜威的这种只强加手段而排除目的的哲学乃是资本主义社会没落腐败的一种表现。

有人认为，教育的目的不能过于一般化，过于一般化就使教育目的含糊不清。如果教育目的是含糊不清的，一则分不清这种教育的好坏，这种教育目的是否符合我们的人生价值。例如，杜威的学生胡克（Sidney Hook）写过一本书，名叫：《培养现代人的教育》，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现代人。这个目的就含糊不清。我们要问：是怎样的现代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人，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人？是把青年培养成为现代的资本家，还是把他们培养成为现代的工人阶级？过于一般化。二则就会使教育目的抽象化，不具体，难以确定用什么教育手段去达到这种目的。例如，当代美国哈佛大学的教育心理学家柯尔伯格（ Lawrence Kohlberg）根据他对于儿童道德发展的实验研究，主张教育的目的就是促进儿童的理智发展和道德发展。他根据皮亚杰认知发展的学说认为，任何社会、任何文化中儿童道德的发展都有一个普遍的过程，经过三个水平六个阶段，使儿童的行为倾向于更加分化、更加统一、更加适应的方向前进，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后一个阶段总是比前一阶段合适，儿童总是喜欢从他当前的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高级的阶段。而在正常条件的制度之下，他总是向着这个方向前移的。^[21]其实，这是杜威的“教育即生长”，“教育的目的是求得继续的成长”的翻版。柯尔伯格主张，教育即发展，教育的目的是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连续向前的发展。当然他比杜威略胜一筹，因为他为发展提出了一个最高阶段，即教育具有一个最后的目标，即使儿童的发展最后在理智上达到高度抽象的逻辑推理，在道德上达到个人按道德原则或道德良心办事的阶段。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一般的教育目的太抽象，太一般化了。它无助于我们确定具体的教育目标。例如，教育就是促进儿童继续进一步的发展，这个目的仍然没有明确儿童要发展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因而也无助于我们选择课程内容，我们无法根据这样一个泛泛的目的去确定儿童应该学习一些什么知识和技能。其次，柯尔伯格认为继续发展之所以恰当，是因为它促使行为“更加分化、更加统一、更加具有适应性”。我们要问：为什么“更加分化、更加统一、更加富有适应性”在道德上就是比较好的呢？为什么它就有较高的人生价值呢？是更加适应于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还是更加适应于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环境？当然柯尔伯格心目中是指前者，而不可能指后者。此外，除了适应社会环境以外，改进和创造新的社会环境，为全体人民造福，不是更好些吗？所以象这样过于空泛，过于一般化的教育目的非但对于我们的教育工作无益，反而有害，它会把我们的教育工作引入迷途。(www.xing528.com)

于是有人主张，我们根本不要一个总的教育目标，而制订一定行为的或活动的目标就可以了，它们既明确、具体，而且又能从学生的行动或活动中加以核对、检验。美国有些课程改革论者就是这样主张的。他们要求每一个课程，第一章乃至每一节，首先提出一些具体的行动目标，每上完一节、一章或一个课程后，可以从学生的具体成绩中检验这些目标是否都已经达到了。这种教育目标的优点是具体、明确，可以考核。但是它容易迷失方向。不明确儿童应该培养成为怎样的人。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教育既要有一个总的目的，又要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我们首先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儿童发展的规律规定一个总的教育目的，使我们的教育工作能向着这个总目标前进，又要根据教育进程的各个不同的阶段，如小学、中学、大学；和各种不同的专业，如文学，历史、地理或物理、化学、生物以及每一课程的不同要求，制订各种各样的具体学习目标，使我们的年轻一代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教育途径，最后达到我们社会所需要的人材。我们的总的教育目的将在本章的最后一节再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