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一定的社会有一定的教育，一定的教育是由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决定，并为之服务的。在有阶级的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教育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统治阶级利用教育这一工具来进行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统治。这里所指的力量是广义的，即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意识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86]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更进一步地说明了，“思想的历史，岂不是证明，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吗？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87]
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88]
（二）在阶级社会，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在阶级社会，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给工人所受的教育只有合乎他们的本身利益的一点点的教育，并且利用教育来灌输他们的道德。资产阶级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较高时期，资本家对劳动时间强制的限制，提高了劳动强度，缩短工作日，工人有了休息和受教育的时间。但是，资产阶级只许上等阶层的子弟上大学，工人阶级子弟仍旧不能上大学。资产阶级的教育只能使群众养成资产阶级的偏见，学校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培养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此作出了深刻的批判。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教育的揭露和批判。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一文中指出：“既然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码的生活，那我们也就不必奇怪它给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而这一点实在并不怎么多。英国的教育设施和人口数目比起来，少得很不相称。工人阶级可以进的不多的几个日校，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进去，而且这些学校都是很坏的，教师都是已经失去了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者是做什么工作都不适应的人，他们只是为了生活才来当教师，大多数连自己也没有具备最必要的基本知识，缺乏教师所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并且一点也受不到公众的监督。”[89]
马克思在《工资》（1847年12月底）一文中指出：“教育一般说来取决于生活条件，资产者认为道德教育就是灌输资产阶级的原则，而且资产阶级没有使人民受到真正教育的经费，即使有这笔经费，它也不肯使用。”[90]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这和自然的无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闲置起来，并没有损害它的发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这种智力的荒废甚至使英国议会最后不得不宜布，在一切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中，受初等教育是‘在生产上’使用14岁以下儿童的法定条件。工厂法关于所谓教育的条款措词草率；由于缺少行政机构，这种义务教育大部分仍然徒有其名；工厂主反对这个教育法令，使用种种阴谋诡计回避这个法令；——这一切明显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91]
马克思在写作他的不朽巨著《资本论》时，继续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早已指出：“资本对劳动时间的这种强制限制的回答，是使劳动更加浓缩，而劳动浓缩到一定时间又会导致绝对劳动时间的缩短。这种以提高劳动强度来代替松弛劳动的趋势，只有在生产发展的较高阶段才会出现。这种代替是社会进步的一定条件。这种办法也为工人创造了自由时间，而且一定劳动形式上的强度，决不排除另一方面活动的可能性；相反，这种活动可以是休息，可以起休息的作用。因此，〔缩短工作日〕上述过程——如统计学所证明的——对于改善英国工人阶级的体力、道德和智力的状况，产生非常有利的影响。”[92]
恩格斯在《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5年10月15日）信中说：“现在又只许‘上等阶层的子弟’上大学，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使其他一切人在中学毕业考试时不及格，仅仅在1873年遭到这种命运的青年人就不下二万四千人，这些青年人一生的前途就因此被葬送了，因为甚至绝对禁止他们当小学教员！”[93]
2. 列宁对资产阶级教育的揭露和批判。
列宁在《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1917年1月9日以前）中说：“如果说资产阶级先生们以及他们俯首贴耳的应声虫，即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者，也大言不惭地谈论群众‘教育’，那末他们通常只是把教育理解为使群众堕落、使群众养成资产阶级偏见之类的学校式的和学究式的东西。”[94]
列宁在《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8月28日）中说：“在国民教育方面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国家愈文明，它就愈会撒谎，说学校可以不问政治而为整个社会服务。事实上，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思想，它的目的是为资本家培养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95]他在《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9年1月18日）中说：“资产阶级的虚伪表现之一就是相信学校可以脱离政治。你们都清楚地知道这种想法多么虚伪。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竭力把学校用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恭顺的和能干的奴才，甚至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资本的走卒和奴隶，他们从来不想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格的工具。”[96]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中说：“旧学校总是说，它要培养具备各种知识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因为过去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基础，就是把人们分成阶级，分成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自然，从前的一切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工农青年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要为资产阶级训练称心如意的奴仆，既能替主人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主人的安宁。因此我们要否定旧学校，只从这种学校中吸取我们实行真正共产主义教育所必需的东西。”[97]列宁又说：“旧学校是偏重书本的学校，它强迫学生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板的知识，这种知识堵塞了青年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些照章办事的官吏。”[98]列宁又说：“旧学校培养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把科学人才训练成迎合资本家口味来写作和说话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废除这样的学校。”[99]
（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争取受教育权的斗争，是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处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工人阶级曾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用以提高工人的知识水平，并使孩子们受到纯粹无产阶级的教育。并且，借以抵制资产阶级创办的“技术学校”。工人阶级的儿童和少年参加劳动，只有通过社会力量，迫使国家政权立法，才能使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列宁也说过，工人在工厂中从事着摧残智力的苦役劳动，但有顽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意志来不断学习、学习、再学习，成为“工人知识分子”。(www.xing528.com)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反抗，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末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这种反抗中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我们将看到，工人的全部力量、全部活动都正好是倾注于这方面的，甚至他们为了要获得普通教育而做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与此有直接联系的。”[100]恩格斯谈到，不同的工人派别“自己出经费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来提高工人的知识水平”，“在这里，孩子们受到纯粹无产阶级的教育，摆脱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阅览室里也只有或几乎只有无产阶级的书刊。资产阶级认为这种设施是很危险的，他们已经在某些设施中，即在‘技术学校’里消除了无产阶级的影响，并把它们变成在工人中间传播对资产阶级有利的科学知识的机构。在这里讲授着自然科学，而这些研究能使工人脱离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或许还能促使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去从事增加资产阶级收入的发明。可是研究自然界目前对于工人本身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在他居住的大城市里，在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他是永远看不到大自然的。这里还进行以自由竞争为偶象的政治经济学的说教，工人们从这门科学中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对他说来，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默默地驯服地饿死。这里的一切都是教人俯首帖耳地顺从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宗教，所以工人在这里听到的只是劝他唯唯诺诺、任人摆布和听天由命的说教。工人群众自然不愿意和这些学校打交道，他们都到无产阶级的阅览室里去阅读，并讨论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问题。”[101]
马克思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1866年8月底）中指出：“首先应当使工作的儿童和少年不受现代制度破坏作用的危害。这只有通过变社会意识为社会力量的途径才能办到，而在目前条件下，只有通过国家政权施行的普遍法律才能办到。工人阶级要求施行这种法律决不是巩固政府的权力。相反，工人阶级正在把目前被用来反对他们的政权变为自己的武器。工人阶级通过普遍的立法行为能够得到靠许多分散的个人努力所无法得到的东西。”马克思接着提出：“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说，如果不把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父母和企业主使用这种劳动。”
马克思接着提出他的著名的教育思想，他说：
“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件事。
第一：智育。
第二：体育，即体育学校和军事训练所教授的那种东西。
第三：技术教育，这种教育要使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的工具的技能。
对儿童和少年工人应当按不同的年龄循序渐进地授以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课程。技术学校的部分开支应当靠出售这些学校的产品来补偿。
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102]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底）中说：“正当知识界对说真话的不合法书刊失去兴趣的时候，工人强烈的求知欲和追求社会主义的热情却日益增长，工人中间的真正英雄人物也不断出现，他们虽然生活环境很坏，在工厂中从事着摧残智力的苦役劳动，但是有顽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意志来不断学习，学习，再学习，使自己成为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工人知识分子’。现在俄国已经有这种‘工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他们的队伍不断扩大，使他们崇高的精神需求充分得到满足，使他们的队伍中间产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103]
列宁在《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1902年2月1日）中说：“教育在人民中愈普及，宗教的偏见愈是被社会主义觉悟所代替，无产阶级胜利的日子就愈近，这个胜利将把一切被压迫阶级从现代社会的奴役下拯救出来。”[104]
（四）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教育领域中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提出要利用资产阶级的专家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但也必须注意他们的满脑袋资产阶级偏见，必须要对旧事物的残余现象进行斗争，帮助新事物的“幼芽”的成长。斯大林指出，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开展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老一代和教育新一代的工作。毛泽东同志也提出，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马克思主义。
列宁在《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5月26日）中说：“当政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和贫农手中的时候，当政权在这些群众的拥护下提出自己任务的时候，我们都要利用资产阶级的专家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些专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受的教育，他们没有见过另外的环境，也不能了解另外的社会环境，因此就是在他们十分真诚和完全忠实于自己工作的情况下，他们也是满脑袋资产阶级偏见，被他们自己看不见的成千上万条线索将他们和那个垂死的、腐朽的，因而进行疯狂反抗的资产阶级社会联系着。”[105]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中说：“旧东西的残余在革命后的一定时期内还必然胜过新的幼芽。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相当时期内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的幼芽软弱，抱着轻浮的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护’这些柔弱的幼芽。”[106]
列宁在《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3日）中说：“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我们同比我们强大许多倍的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期，我们应当在这个时期内坚持革命建设。在军事的方面，尤其是在思想的方面、教育的方面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几十年来工人阶级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习惯、风气和信念，我们要把这一切习惯、风气和思想用作教育全体劳动人民的工具，至于究竟如何教育的问题，就要由无产阶级来解决了。”[107]列宁在《讲话》中还说：“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长久以来他们就公开怠工，坚持资产阶级的偏见来同我们斗争，我们只好慢慢地逐步地扩大共产主义阵地。”[108]列宁还说：“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要战胜资本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要战胜资本家在思想方面的最深刻、最强烈的反抗。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完成改造群众的工作。我们所看到的群众对共产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知识的兴趣和要求，是我们在这方面取得胜利的保证，胜利也许不会象前线上那么快，也许要碰到很大的困难，有时还会遭到失败，但是最后我们总是会胜利的。”[109]
斯大林在《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1924年6月17日）上指出：“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开展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老一代和教育新一代的工作。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气、习惯、传统和偏见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这些传统和习气控制着千百万劳动群众，它们有时笼罩着无产阶级各阶层，有时给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造成极大的危险。因此，同这些传统和习气作斗争，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必须克服这些传统和习气，并且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精神教育新的一代，——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不执行这些任务，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110]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中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象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象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毛泽东又说：“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生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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