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人的本质发展：强调社会属性

马克思在人的本质发展的研究上，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关系上，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方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1858年）中，批判了十八世纪出现的一股“回到自然”的思潮。他批判地指出：“这种鲁滨逊式的故事决不象文化史家设想的那样，仅仅是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想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Contract social〔社会契约论〕，也不是奠定在这种自然主义的基础上的。这是错觉，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故事的美学的错觉。”马克思指出，这种错觉之所以形成是由于“在十八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为依据），这种个人是一种理想，它的存在是过去的事；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马克思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只有到了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50]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说：“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51]马克思说：“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势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52]马克思说：“生产力或一般财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消灭，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作某种神圣的界限。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由此而来的是把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表现为支配自然界的实际力量）当作对他自己的现实体的认识。发展过程本身被当作是并且被意识到是个人的前提。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使一定的生产条件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53](www.xing528.com)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讨论了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如果完全抽象地来考察劳动过程，那么，可以说，最初出现的只有两个因素——人和自然（劳动和劳动的自然物质）……}。”^[54]马克思指出，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存在着区别。他批判了蒲鲁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谬误，他指出：“蒲鲁东先生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的考察，把那些恰恰表示着一定的社会关系或经济的形式规定的区别忽略掉，抽象掉了。这就象有人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其实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是奴隶或是公民，这是A这个人和B这个人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A这个人本身并不是奴隶，他在他所隶属的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成为奴隶和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A这个人同B这个人的关系。蒲鲁东先生在这里就资本和产品所说的话，意思指的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存在区别；其实恰恰只有社会的角度来看才存在着这种区别。”^[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