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进行反动的道德教育时，首先实用主义者反对运用说服的方法，主张打破班级教学，强调直接的生活经验。
根据上面的研究，实用主义者要求把新生一代训练成为一个信仰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现代资产阶级的倒行逆施，妄图扭转乾坤，这就注定了资产阶级教育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培养一个信仰主义者，不需要说服，但也可能说服。这可以由以下四方面来加以说明：
第一，实用主义者借口教条式的说教不能帮助解决具体的生活问题，因而特别强调儿童的直接生活经验。杜威说：“准备社会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参与在社会生活中去。形成对社会（在这里，当然是指资本主义社会）有用和可为它服务的习惯，不能和任何直接的社会需要和动机分开，……否则，就如俗语所云，教小儿在水外做动作去学游水。”[32]因而他们就坚决反对学生在学游泳时首先学习游泳的理论知识。当然，在水外面空谈游水是危险的，但不学习游泳的科学理论，而让学生在水里乱游，至多也只能得到一些感性体验，不能提高到理性认识阶段。足见实用主义者坚决反对理性知识，反对说理，是另有用意的。什么用意呢？根本就是不想使儿童变成善于游水的游泳家，而是想使儿童们在水里被淹死或只让他们获得一些简单的游泳技能而已。这就是说，为现代资产阶级服务的实用主义者要想新生一代去维护垂死的剥削制度，抵制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是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掌握系统的科学知识，就为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开辟了途径，这是和实用主义者的原意背道而驰的。因此，实用主义在进行反动的道德教育时，不会也不可能运用说服的方法，使人们掌握系统的科学知识而醒觉过来。
第二，实用主义教育家在学校里所提出的许多道德上的要求并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只是为了少数资本家的利益，因而他们提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服大家，而说服需要提出真凭实据来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因而实用主义者反对运用说服的方法。
第三，虽然在迫于群众的压力或为了欺骗大家而作过一些口头上的允诺，但实际上却做的另外一套。这反映在学校的道德教育中形成了教师在说理时的自相矛盾和言行不符，而这种自相矛盾和言行不符的说教是丝毫没有说服力的。基于这种实际情况，实用主义者就不能不片面地强调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反对用说理的方法来首先树立标淮。
第四，为了掩盖自己的阶级本质和本来面目，实用主义者不能不提出一些唯心主义的理论，但由于它们不是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而不可能具有充足的理由，因而很难令人置信。这也是使他们不能应用说服方法的原因之一。
总之，信仰主义和理性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实用主义者作为一个信仰主义者就不能不借口于反对教条而反对说理，不能不片面强调直接经验而反对系统的理论知识。
2. 实用主义者主张在打破班级之后，把教室变成工厂、农田和厨房，训练儿童的操作本能，以适应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
实用主义者根据他们荒谬的人性论，认为儿童有一种天生的欲望，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要操作，要为人服务。杜威把这种天生的要求称为“社会的精神”，因为它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是有利的，它能为现代资产阶级进行残酷的剥削提供有利的条件。因此，杜威认为当我们考虑到道德教育的方法时，要特别注意到这些社会本能，这样才能促进广大人民的子女为维护资产阶级社会利益而服务，而不致顾及劳动人民自身利益。所以杜威说：“我只能说，介绍任何一种方法，都要诉诸儿童底能动力量，即诉诸他的制造、生产和创造的能力，这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把道德的重心从顾及自己的利益，转向到为社会（即资本主义社—著者）服务。”[33]在这里，实用主义者就提出了进行手工劳动的必要性。杜威曾顽固地指出：“手工训练不是单纯的手工，也不是单纯的理论；在一个良好的教师手里，它很容易，而且很自然地促进这种社会习惯的发展。”[34]这就是说，杜威要求通过手工劳动来培养儿童准备在资产阶级工厂、农场中从事艰苦劳动，顺从于强迫纪律的能力。这种要操作，要为别人（特别是为现代资产阶级）服务的社会本能，在实用主义者看起来，是不能在学校的班级教学中得到发展的。实用主义者认为，这种班级教学不但不能发展儿童这种操作、制造、创作的社会本能，而且还订立了许多规则戒律来约束他们的那种“有主动性的行动”。所以实用主义者，从进行道德教育的角度上，也主张打破班级，叫儿童从事于手工操作，要他们从这种“手工训练”中发展这种适合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社会本能或“社会精神”。杜威说：
“我们应当把学校中的木工、金工、纺织、缝纫、烹饪等工作看成生活和学习的方法。”[35]
在这里，我们不能把实用主义的“手工劳动”或杜威所谓“手工训练”和我们共产主义教育中的劳动教育混为一谈。这两者是有着本质区别的。(www.xing528.com)
在共产主义教育中的劳动教育是为了培养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自觉的和积极的劳动者；它是对年轻一代进行全面发展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摆脱了剥削，劳动人民集体地用自己的劳动来创造自己的美好幸福的生活，因而劳动使人民当作是一种光荣的、愉快的和崇高的活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全体劳动人民用自己的劳动所建设起来的。所以培养积极的和富于创造性的劳动者便成为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相反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变成了为剥削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对象；在这里，劳动人民虽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由于资产阶级残酷的剥削，而处于贫困和无权的状态，因而劳动就变成了压迫在他们身上的一种苦役和繁重的负担。在这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劳动“……并不用工人的智慧，而同时却妨碍他们考虑其他事物……这样看来，这种劳动不是劳动，而是一种苦恼—只能设想这是最令人难堪、最令人厌倦的东西。工厂的工人在这种苦恼中是注定要损毁自己一切体力与精力的。……”[36]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手工训练”却只能培养出为资产阶级所剥削和压迫的苦工和奴仆。
其次，我们进行劳动教育的方法，主要的是通过课堂教学，用讲授的方法武装学生以系统的科学知识，树立学生正确的劳动观点，用练习等等方法培养进行劳动所必需的一些最基本的技能和技巧，并通过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使学生在教师的具体指导中独立地把课堂所获得的系统的理论知识、技能和技巧具体运用到实践活动中去。因此，在我们的劳动教育中，劳动活动是在系统地科学理论指导之下进行的，而且通过劳动实践又进一步使学生能够验证和充实他的理论知识。此外我们的劳动教育是在教师起着主导作用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学生的劳动活动并非自发的，而是符合于共产主义教育目的的，是符合于儿童的年龄特征的。
再次，在我们的劳动教育中，学生们是在集体中进行着劳动活动，因而，在这里，一方面培养学生集体主义精神、组织性、纪律性、优良的劳动习惯以及不屈不挠，坚决完成任务的坚强意志和性格，另一方面又在集体劳动中充分培养个人独立工作的能力和创造才能，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最后，我们劳动教育的内容是要求密切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联系，其中包括着一些有关于生产过程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技巧以及使用一些工具的能力。在这里，学生可以认识到劳动生产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和对于满足广大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上和文化上需要的意义。
再看一看杜威的实用主义所提倡的“手工训练”或“劳动学校”的真实面貌。首先，他是完全从狭隘的实用主义观点和极端个人主义观点来要求学生进行操作。操作主要的是为了学生个人可以赚钱。杜威说：“园艺对于儿童对于邻居均有价值。就儿童方面说，可以赚钱，也可以把疏菜供给家庭；就社会方面说，园艺可以使地方清洁，也可以使街市美观。……这地方本来是清苦的，园艺一兴，所有空地固然都改了面目，在经济上，对于人民也有实在的帮助。”[37]第二，实用主义者强调在劳动操作中使学生获得目前的生活经验和操作的技能技巧，但是反对用系统的科学理论去指导学生的操作。在这里，他们强调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实践先于认识，而不承认在教学中应以系统科学知识武装学生，从而去指导他的行动。在操作中，学生也可能得到一些零星的知识，但实践经验总是主要的。这是他的经验论在他的“手工训练”方面的运用。第三，实用主义者在“手工训练”中要求打破班级；无论在单元设计教学或道尔顿制中，都是根据儿童个人的兴趣和个人活动的快慢，个人进行独立操作，在个人之间展开自由竞争。在这里，只有个人的活动而没有集体活动。第四，操作的内容不符合于自然发展的规律和内在联系，也不符合于生活和生产的实际情况，而是一种人为的拼凑。“活教育”中的“五指活动”就是这种人工拼凑的例子。他们叫学生进行“上海研究”这样一个单元，他们并不是叫学生观察上海真象，进行分析，找出它的本质，使学生认识到它的发展规律等等。相反地，“活教育”的老师带学生去看国际饭店，百乐门舞厅，名之曰“社会活动”。回来后，叫学生写一篇参观记之类的文章，就叫“文学活动”，画一张图，就叫“艺术活动”，提问题讨论，就叫“科学活动”。他们把教室改为“五指活动室”，根据调查报告，“放几张桌子，摆上几本图书，叫做‘文学活动场所’；壁上挂几幅地图，几张表格，叫做‘社会活动场所’；室内放些标本、模型，叫做‘科学活动场所’；所谓‘艺术活动场’则是挂上几张图画；‘健康活动场所’就是大操场和礼堂。”[38]这都是不符合于实际生活情况的。
这种“手工训练”在学生的道德品质上将产生怎样的结果呢？首先，在这种“手工训练”中所成长起来的儿童成为一个目光短浅，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其次，他们获得一些从事于操作所必需的片断，零星的生产知识、技能和技巧，但是他们没有理论知识，缺乏关于生产过程的基本知识和技术。这完全是符合于资产阶级统治者对于劳动者的要求的。
3. 在学校里，建立一种雏型的，但是被理想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以培养新生一代具有一种合乎资产阶级意志的性格。
为了养成新生一代具有一种合于资产阶级意旨的性格，实用主义者反对而且也不可能运用说服的方法，而且要求打破班级，让学生在一些实际操作中去训练自己的奴化性格。同时他们也不赞成通过上公民课来进行道德教育。他们主张“不用课本来教公民学”。办法是这样的：“学生都去帮同照料自己的校舍，规定厅堂内及游戏场中所应遵守的自治规则，常往公立图书馆中去听人家讲述……地方正在进行的各种事务，从这中间得到许多公民的智识。他们有假设的选举运动，也有党派，也有初选，从这中间学习选举的手续，选出他们的学生委员会。”[39]在教学理论中，杜威主张“从做中学”，在他的公民训练中，也同样是主张“从自己实行做一个好公民中间学得公民学”。
实用主义者主张在学校里，建立所谓“公民村”或“儿童市”之类的所谓自治机构。这种机构不是别的，正是一种雏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不过只是被理想化，被美化了一些吧了。例如厅堂内和游戏场中的自治规则乃是为资产阶级统治劳动人民而服务的法律的缩影，但由于在学生间还只有一些生活和游戏中的关系而没有突出的生产关系，因而那种所谓“自治规则”就没有包括那些残暴的统治法规，而被说成为是全体学生服务的准则。对于资产阶级的道德训练来说，一则可以使儿童习惯于这种资产阶级的统治规程；再则，尤其重要的是养成儿童将来到资产阶级统治的所谓“民主主义社会”之后能够成为“奉公守法”的公民。再如学生到公立图书馆去所听到那些讲演也无非是一些为资产阶级统治作辩护的虚伪宣传，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天经地义，因而在这里所得到的“许多公民的智识”只是一些谎言和麻醉剂而已。再如在学校里所假设的选举运动一般地是不会表现出华尔街老板的贿买选票，法西斯警察的把持选举场所，流氓地痞的殴打选民，剥夺黑人和穷人的选举权等等，而把一场假设的选举运动，表演傀儡戏似的加以美化了，从而使天真无邪的儿童盲目地信仰这种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优越性”，把它看成是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具体表现。实用主义者就想用这种先入为主的办法，以一种理想化的所谓“民主制度”来深入毒害新生一代的心灵，并要求他们“为之而生，并准备为之而死”。这是实用主义的社会不朽论在道德教育方法上的运用，通过一种假设的情境，造成学生对这个“不朽社会”的假设，因而虔意地去信仰它。这是实用主义的一种极其毒辣的手段。他们在口头上说是让儿童在具体实践中去学习，而实际上却是布置了一座陷阱，使学生堕落其中而永远不能自拔。实用主义者就是这样通过一些假设的情境来腐蚀新生一代的办法使青年学生永远从精神上被资产阶级所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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