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培养新生一代成为信仰主义者。
我们知道，共产主义教育目的是要培养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自觉的和积极的建设者。我们要求培养新生一代成为具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的能力的人们。这是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客观需要的，也是符合于广大劳动人民共同的长远利益的。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必须首先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要求他掌握系统的科学知识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其次，他必须能够善于利用这些规律，促进社会发展，为广大人民造福；这就要求他掌握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而他之所以能够自觉地积极地有创造地从事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那就是因为他能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明确自己的光明前途，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运用唯物论的辩证方法正确地处理问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客观需要提出了培养这样自觉的和积极的建设者的必要性，而今日在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条件又为培养这样自觉的和积极的建设者提供了十足的可能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因此，资产阶级统治者绝不愿意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子女醒觉过来，认清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明确自己行动的革命方向和掌握改造现实的科学方法。他们要倒行逆施，扭转乾坤，妄想把社会前进的巨轮始终停留在现代资本主义阶段。于是他们要求通过反动教育和欺骗宣传，叫人们相信资本主义所有制是永垂不朽的，资产阶级统治是天经地义的，使他们死心塌地地为资本家所奴役。但这一套说法是违背客观现实的发展规律的。这就要求资产阶级的教育家把新生一代变成非理性主义者，盲目地接受资产阶级教育家的虚伪宣传。可是客观事物的发展和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实践经常教育和锻炼着广大的劳动人民，因而他们也不是轻易可欺的。于是为现代资产阶级服务的实用主义者便提出了一套麻醉人民的似是而非的理论，在新生一代的心灵深处，即在他们的观点信念方面进行腐蚀工作。
在这里，杜威首先伪善地要求大家运用“智慧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他把自己装成了一个科学家的样子，把他的“智慧的方法”说成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在我们前面的讨论中（关于实用主义教育性质和教学理论的分析），我们知道了，实用主义所谓“智慧的方法”（即所谓“思想五步说”）不过是诱导大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从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去曲解事物和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套思想方法而已。实用主义者就在这个主导思想之下，提出了“世界只是一堆偶然的个体”，“这些个体盲目地生存着，它除生长外，别无目的”，因而“世界虽在变化，却是没有规律的”，“在人类的生活中不可能发现规律，而我们现有的许多所谓规律都不过是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所臆造出来一些观念游戏而已。”人们就容易在这种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腐蚀下，迷失社会发展的方向，离开革命的道路。
即使在实用主义者提出“智慧的方法”的口号之下，他们也并未曾放弃利用宗教来麻醉人们的意识。例如，詹姆士，实用主义的三大巨头之一，就曾明目张胆地叫人信仰神。他说：“我们强烈地倾向于相信有一种超人类的生活……在那样的生活中，我们就好比猫和狗在图书馆里一样，虽然看到许多书，听到人们的谈话，但是丝毫不理解它的意义。”[14]但是，杜威正如胡适所自供的，感觉到“神道设教，见神见鬼的手段在今天是不中用了”，因而在他的一本名叫“一个普通的信仰”一书中，企图把“宗教的因素”从“宗教的外壳”中抽释出来，而称之为“一个神秘的存在整体”[15]。这就是胡适的所谓“人间天堂”，也就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只是用美丽的辞藻所修饰起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全体人民所应该追求的具体的、实现的“最终目的”。胡适曾说：“这是今日新宗教的趋势，大家努力，要使天国在人世实现，这便是宗教。”[16]杜威和胡适把詹姆士的“超人类的生活”，变成了一个永垂不朽的和无所不包的整体，而这个整体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表现为美国的生活方式。这就更直截了当，目的明确了。这便是实用主义者运用“智慧的方法”所创造的新宗教。实用主义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武装学生以“智慧的方法”，使他们能够运用它来信奉实用主义所提出的新宗教（或“一个普通的信仰”），最后成为一个反科学的信仰主义者，好永远被现代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
2. 培养新生一代具有极端的个人主义精神。
共产主义教育要把新生一代培养成为集体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事业是劳动人民的集体事业，而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必须同时是一个集体主义者。社会主义思想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与社会主义的共同劳动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因而它贯穿着集体主义精神。在我国，和在苏联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一样，全体劳动人民结成了一个坚强统一的集体，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和千百万劳动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每一个人的劳动都是完成集体利益的总任务的一部分工作，而集体利益的增长就必然替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带来了利益。因此，在这里，大家都体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个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密切结合的正确关系。所以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目的，同时也是手段。马卡连柯曾经强调指出：为了集体和通过集体给以教育，应该是每一个教育者工作的重要基础。
和我们正相反，实用主义者则认为在社会中个人是极终的目的，社会只是满足个人需要的工具。杜威的继承者约翰·查尔滋（John L. Childs）曾粗暴地说：“根据我们所谓民主的概念，个人是目的，而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包括国家在内）都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17]因此，他们要求在向年轻一代进行道德教育中培养自私自利、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精神。此外，杜威还替自己提出了一个新的使命，即把旧个人主义发展到新个人主义。他说：“旧个人主义现在已经缩小到一个金钱的圈子里，仅以金钱权衡个人得失。……但从教育方面来看，向上爬的精神和把个人的晋升当作就是为社会服务的想法在学校里很流行。这将成为学生们共同的愿望和主要的动机。”[18]因此，他主张个人不仅要从金钱着想，而且要从名位着眼。杜威的新个人主义还主张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人们就要更多地依靠个人的考虑和个人的抉择。杜威是这样说的：“不管道德行为如何牵连着别人和整个社会，道德永远是个人的问题，因为任何社会问题都是要由个人去予以实现，而他的行为结果又必须由他本人负责。因而在今天这样一种变化飞速的世界上，就需要更多的个人思考，更多的个人的知识和智慧，更多的个人在信念上的坚定和在行为上的果断。”[19]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实用主义者始终在从庸俗进化论的观点，把社会当作是许多个别的有机体的偶然集合，而这些个体都遵循着“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生物学的规律，自由竞争，互相残害，以求得个体的生存。这种生物学化的社会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知道，人是一种社会的生物，脱离社会、离开跟别人在生产上的联系，个人就不能生活。人们从来就不是以个体为单位而生存着，反之，他们总是共同地、集体地以社会为单位而从事生产的。所以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生活着、生产着的。而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每一社会的经济形态的性质、结构；生产方式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实用主义者不愿社会发展的客观真理，否认社会活动的特殊规律，而把人类社会当作一群偶然集合在一起的生物个体，强调个人之间的竞争。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掩盖了社会阶级斗争的本质，在现阶段掩盖了全体劳动人民由于一致要求从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共同利益而团结成为一个坚强集体的客观现实。这种说法对劳动人民实际上会起着分化作用，要求个人之间进行激烈的斗争，要求个人运用“更多的个人思考，更多的个人的知识和智慧，更多的个人在信念上的坚定和在行为上的果断”来夺取个人的利益。结果就可以削弱劳动人民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统一的意志，因而也就可以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屈服于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受其奴役。
以上说明了实用主义的教育家们为什么要以极端个人主义的精神去腐蚀年轻一代的反动本质。
3. 培养帝国主义国家的儿童形成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种族歧视的心理。
实用主义者在他们的道德教育中曾经提出培养年轻一代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任务。查尔滋曾露骨地说：“我们的学校是有意识地组织起来，去培养我们的儿童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民族，欣赏我们美国方式的生活和政治制度，要为它而生，也要准备为它而死。”[20]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实用主义者所提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我们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所提出的“爱国主义精神”，虽然字面相同，但有着本质的区别。列宁曾经指出：“爱国主义，是由数世纪乃至数千年独存的祖国所固结起来的深厚情感之一。”[21]刘少奇同志说：“真正的爱国主义乃是对于数千年来世代相传的自己祖国、自己人民、自己语言文字以及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之热爱。”[22]这种深厚的情感并不是一个抽象不变的东西，反之，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是受着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所制约的，因而它是有历史性、阶级性的。历史证明：广大的劳动人民总是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每当外族侵略的时候总是他们挺身而起，出来反抗，以保卫自己的乡土，而剥削阶级的代表们则在国家危急之际往往抛弃国家领土，卖国求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强调指出，当政权还掌握在地主、君主和资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劳动人民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自己的祖国。剥削的统治阶级往往利用广大人民的那种自发的爱国主义情感来为他们的剥削统治服务。他们挑起各国民族间的仇恨，以便夺取别民族的领土，使之归并于自己的国家。同时也挑起国内各民族间的仇恨，使他们顺服于某一强大民族中的剥削阶级的统治势力。这就不难使我们明白实用主义者所提出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反动本质了。
实用主义者要求新生一代“欣赏美国方式的生活和政治制度，要为它而生，也要准备为它而死”。这种美国方式的生活和政治制度是什么呢？第一，是资本主义财产私有的剥削制度；第二，是现代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工具—国家机构；第三，为垄断资本家的代理人为了镇压和统治劳动人民而制订的法律和设置的法庭与警察；第四，是帝国主义分子借以向殖民地侵略，掠夺世界劳动人民所创造剩余价值的军队以及为少数垄断资本家创造最高限度利润的侵略战争；第五，是少数剥削者的穷奢极侈和大多数人民的失业、饥饿和流离失所的生活方式。实用主义者要求人们爱护这些东西，也就是要求人们绝对忠实于现代资产阶级的统治。
其次，实用主义者根据他们的人性不变论，确定了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民族、种族都是智力低下，具有“操作”和“服从”的本能，最适宜于从事于体力劳动，而只有极少的民族，乃至这些民族中的极少数占统治地位的人们，说得具体些，只有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乃至其中的少数垄断资本家和为他们服务的某些思想家们，才具有高等智力和统治的本能。因而在美国特别突出地表现出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仇恨以及“高等白人”对“下等白人”的歧视和仇恨。实用主义教育家乔治康滋（George S. Counts）曾经作过如下的自供：(www.xing528.com)
“我们从有色人种，乃至原始遗民中剥夺了他们在我们美国社会中所应享有的利益和权利。在我们有些人当中实行着和宣传着纯纳粹式的‘白人至上’的说法。我们对待黑人的态度使那些口头上忠实于民主主义或基督教原则的人们深深感到苦恼。……我们剥夺了千千万万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阶级的子女们有起码的健康和受教育的权利。在我们的民主主义社会中，容许穷的变得愈穷而富的变得愈富。我们拒绝了我们大部分的人民享有宪法上所保障他们所应享有的公民和政治的权利。我们容忍少数私人把法律抓在自己手里而从事于最野蛮的强暴勾当。我们对于人剥削人，阶级剥削阶级，都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这个违犯道德要求的目录还可以大大地扩大。”[23]
这个自供明显地暴露出实用主义的人性论和种族论的反动性。根据马克思列宁关于人性的科学见解，全人类的天生禀赋虽有差别，但基本上是一致的。马克思曾说过：“任何哲学家，若就其天然禀赋和智慧说，其与脚夫的差别，还不及看家狗和灰色猎犬差别的二分之一呢。”[24]而且遗传素质并不是个性本身，它只是个性发展的前提，而且不能制约发展。而目前种族间的差别和阶级间在个性上的差别乃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发展产物。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本性就是他的阶级本质，而这是由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资产阶级的遗传论和种族论只是为他们的剥削行为和种族歧视作掩护而已。它丝毫没有科学根据。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知实用主义在它的道德教育学说中所提出的“培养爱国主义精神”这一内容，只是在宗主国培养为垄断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奴性以及在殖民地挑起种族仇视，为他们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创造条件。这只是剥削的统治阶级把人民的爱国主义的情感转化为沙文主义的一种卑劣的借口而已。
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只有在广大劳动人民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由自发的爱人民、爱乡土的情感转化为有意识地、自觉地把政权夺取在自己手里，来积极地建设人民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思想感情的条件之下才有现实的基础。这种爱国主义已经从民族的范围进入了国际的范围，因为一个国家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一致的；热爱祖国就必须热爱祖国的一切国际朋友和一切祖国人民朋友的祖国，就必须憎恨祖国的一切国内外的敌人。所以这种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紧密结合的。它在本质上不同于实用主义者所提出的“爱国主义”。斯大林对于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
“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力量，就在它不是以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偏见为基础，而是以人民对自己的苏维埃祖国的无限忠诚，以及我国一切民族劳动者的兄弟友爱精神为基础的。在苏维埃爱国主义中，各族人民的民族传统和苏联一切劳动人民的共同切身利益和谐地配合着的。
“苏维埃爱国主义不是把我国的各民族分裂，反而是把他们团结为统一的兄弟家庭。……
“同时，苏联各族人民尊重国外各族人民的权利与独立，向来都表示愿与邻国和睦共处的诚意。”[25]
4. 培养儿童具有世界主义精神。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我们要培养儿童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要求他们具有国际主义精神。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又不能和实用主义者所主张的培养儿童具有世界主义精神的意义混淆不清。从上一节中，我们知道，实用主义者提倡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叫美国的儿童爱现代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祖国，爱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爱美国方式的生活和政治制度。同时他们还要求全世界的儿童爱美国、爱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爱美国方式的生活和政治制度。这就是实用主义所主张的世界主义精神。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到它的垂死阶段—帝国主义时期，由于它向殖民地侵略的需要，对殖民地人民所采用的一种精神奴役的武器。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地人民的利益是不相容的，因而殖民地人民必然要起来反抗。于是，帝国主义者除了军事镇压和经济压榨以外，通过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要求殖民地的人们不要爱他们的本民族和本国，而去爱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爱美国方式的生活和政治制度和爱美帝国主义分子。在这里，殖民地国家的剥削统治阶级最容易由于他们本人或本阶级的利益而叛卖祖国，因而这班人最容易接受实用主义的这种世界主义的奴化教育，并转过来帮助帝国主义分子镇压和奴化本民族的劳动人民。因而当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时起来反抗的不是剥削的统治阶级，而是广大的劳动人民。这也就说明，帝国主义分子除了用武器侵略和经济侵略之外，用世界主义教育去瓦解殖民地人民精神团结对于他们的重要意义了。实用主义教育家查尔滋曾说：“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适当的军事准备是需要的，但这不是唯一的战线。建立一个统一的、受过美国和西方文化教育的世界公民集团，仍是我们首先的需要，假使我们关心组织一个世界体系的话。”[26]因此，为了把全世界人民都纳入这个“世界体系”，首先让他们受美国和西方文化教育，形成他们一种新的心理倾向，使他们打破畛域，打破国界，和美国“公民”一样“欣赏美国方式的生活和制度，要为它而生，并要准备为它而死”，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杜威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就鼓吹着这种思想。他说：
“我们必须不以地理的限制分畛域去促进世界人民共同从事于协作的人类事业与结果。所谓国家的主权，与更圆满的，更自由的，更有效果的全体人类的联合与交际，比较一下，实居于次要的地位，实仅含局部的性质；这个观念，须浸润于人类的心理，成为有效的心理倾向。”[27]
在“五四时期”，当我国学生正展开反帝爱国运动的时候，杜威在文化汉奸胡适的邀请之下，来中国宣传他的实用主义，反对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他说：“奉劝诸君，不必感情用事，徒然排外，要有更远大的目的，就是发展社会精神或博爱精神。”[28]他劝中国学生不要爱自己的祖国，而要“发展社会精神或博爱精神”，热爱在他讲演中所宣传的“美国方式的生活和政治制度。”胡适是在这种实用主义的世界主义道德教育的感染中所培养出来的一个典型的奴才。他说，美国是他的“第一故乡”。当他到美国时，他说：“宛如游子归故乡”。当他要离开绮色佳城时，他说不忍离开这个“如家人骨肉”的地方。[29]而他对自己的祖国又是怎样一种态度呢？他说：“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上都不如人。何以百事不如人呢？不要尽说是帝国主义者害了我们。那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话。……所以我说，今日的第一要务是要造成一种新的心理，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第二步便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30]所谓“新的心理”就是叫人形成一种百不如人的民族自卑感。所谓“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就是叫人和他自己一样死心塌地跟着美帝国主义的主子走，做一个驯顺的奴才。为美国帝国主义服务的实用主义者在他们的道德教育中要培养殖民地的儿童们具有所谓世界主义精神，就是想达到把世界的人们都培养成为像胡适这样的彻底的奴才嘴脸。这也就说明了世界主义的教育乃是帝国主义者妄想统治全世界而对其殖民地的人民进行精神瓦解的毒辣手段之一。查尔滋曾露骨地指出：“要充分负起责任，在争取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即资本主义的）世界文化的斗争中，把美国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实力的国家—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教育系统底最深切的目的。”[31]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实用主义道德教育的具体目的就是要训练新生一代形成一种奴化性格，死心塌地地维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一、永恒和生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实用主义者首先要求把新生一代塑造成为一个信仰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使他们从思想意识的深处形成一种蒙眛盲从的状态，而永远不会怀疑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和行动的残暴性。其次，实用主义者就要把他们形成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使在那个社会的人们“人人相待，有如豺狼”，这样从精神上去阻止人民团结起来去推翻这个残酷的剥削制度。再次，实用主义者就要这些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严格地服从现代资产阶级统治，在这里，他们一方面要把新生一代形成一种“欣赏美国方式的生活和政治制度，要为它而生，也要准备为它而死”的心理，另一方面又挑拨和培养国内国外民族、种族间的仇恨和自相残害，以造成在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天下大一统。这又使实用主义者最后要求全世界的殖民地人民形成一种世界主义精神，从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受过美国和西方文化教育的世界公民集团”，使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地球上永垂不朽。实用主义教育家们的如意算盘是打好了，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妄图通过他们的反动道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来实现这个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主观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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