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道德教育谎言揭露

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检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胜利。客观真理也指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共产主义道德是符合于这个客观发展必然规律性的要求的，它是人类最进步的道德，是人类社会中最崇高的道德。因此，共产主义道德是具有鲜明的方向性和崇高的目的性—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伟大的理想，道德行为的最高目标。列宁曾这样教导我们：“道德就是用来破坏旧时剥削者社会，并把全体劳动大众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的工具。”“道德就是要帮助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准，使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制。”因此，他又说：“巩固与完成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是共产主义道德底基础。这也就是共产主义教育、训练与学习底基础。”^[9]共产主义事业是正义的，符合于社会发展的规律的；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光明的，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因而我们从不隐讳我们行为的目的；我们绝不掩盖我们道德的崇高理想。

但杜威却提出了一个和我们的意见相反的主张。他主张人类的道德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极终的目的。他说：“固定目的说，势必牵引思想到不能解决的争论的泥淖去。如果是有一个至善、一个至高的目的，那是什么？要考察这个问题就是将我们放在和二千年前一样的剧烈争辩里。”^[10]实用主义的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一）根据他们的经验论，世界只是无数独立主观个体的偶然集合，它们的活动没有规律可言，因而其间就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活动目标。在这里，首先他们就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客观真理，即整个宇宙并不是许多个体的偶然堆积，而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各种事物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相互制约着的；它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不断地革新、发展之中的，而在发展的过程中，事物由于它们自身的矛盾的斗争，起着本质的变化，由低级发展到高级。（二）实用主义者认为经验就是不断地生长，生长除得到更多的生长之外，是别无目的的。而个体的生长和行动乃是具体的、特殊的、个别的、单独的，因而在它的生长过程中行动的目的也是具体的、特殊的、个别的、单独的，这就不可能有共同的目的，不可能对行为的判断有共同的标准。在这里，实用主义者首先是把生物学的生长概念用来说明社会行动，前面已加驳斥，不再重复。现在我们只指出人类的社会活动是在共同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因而它们由于具体的条件而有其独特性，但同时不能忽视的，也有它们的共同性。人们总是在集体中生活着的。尤其是无产阶级的行动是团结一致的。这也是由于客观条件所决定的。马克思曾经精辟地分析这个问题。他说：“机器使各种劳动间的差别愈益消失，使工资差不多到处都降到同样低微的水准，因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条件也就愈益趋于一致了。由于资产者中间日益加厉的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商业危机，遂使工人底工资越发动摇不定；由于机器愈益迅速发展和继续不断改良，遂使无产者底生产状况越发没有保障；个别工人与个别资产者间的冲突愈益成为两个阶级间的冲突。工人们开始是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共同发动起来保护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起经常的团体，以便一旦发生冲突时使自己有所保障……。”^[11]人们群众的这种共同性的行为乃是铁的事实，无法否认。（三）实用主义的商人道德观，反映出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极端个人主义的本质，这也说明了他们不敢正视人类所共同具有的最高目的。既然道德行为本身就没有一个极终的、共同的目的，道德教育除了促进个人本性、本能发展以外，也是没有共同目的，共同生活理想的。因此实用主义者认为他们的道德教育是没有目的。

实用主义提出道德无目的论的理由，在当时，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在向宗教家追求一个超自然的极乐世界和希腊哲学家追求一个形而上学的“最高的善”进行斗争。他利用了许多论据证明这样的“极乐世界”和“最高的善”是不存在的。实用主义的这种伪善骗取了一些人的同情，但是他们企图利用同样的论据来否认已被科学真理所证实的共产主义理论。根据实用主义的逻辑，既然宗教家超自然的“天国乐园”和形而上学的“最高至善”是不存在的，因而任何共同的、极终的行为目标也是不可能的了。这在逻辑学上乃是一种“不相干”的荒谬论证。实用主义者就是以反对共产主义的反动立场为出发点的。实用主义者真正的用意是一箭双雕：一方面防止劳动人民接受共产主义真理向往于追求自己的生活美境，而另一方面，妄想转移人们的目标，偷偷地牵着人们的鼻子，盲目地跟着他们走。

实用主义强调道德情境和道德行为的独特性。它主张在每一个独特的情境中每一实际行动都有一个独特的目的，这个目的决定于一个人的冲动和需要。任何一种行为，只要能达到它的目的，满足个人的需要，就是最终至上的善，而任何一个特定情境中的这个具体的目的和善和一切其他特定情境中的具体的目的和善都有同等的价值。杜威说：“无论什么事物在一个特定情境中既是一个目的和善，它就和其他任何情境底其他各善是一样的具有同等的身价、品位、尊严而值得同样的周到的注意。”^[12]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杜威在理论上似乎是在反对有一个抽象的极终目的或至上的善，而主张有无数具体的极终目的或至上的善。在杜威的论证中，似乎在反对宗教家所说的天堂乐土，因为那是一个虚幻的境界；似乎在反对古典哲学家所提出的“至上的善”，因为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他也在诽谤马克思主义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指出的，要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的崇高伟大的目的，他硬说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死亡后的必然趋向，因而也是不现实的理想。然而实际上，杜威认为只有维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美国目前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一个现实的具体的最终目的或至上的善。当然，广大的劳动人民在美国这样一个“特定的情境中”从事“操作生产”和“服从秩序”的具体行为是“至上的善”，他们不应该反对垄断资本家，不应该闹革命，因为在这个“特定的情境”中资产阶级的剥削和榨取最高限度利润也是一个具体的“至上的善”，它应该“是一样的具有同等的身价、品位、尊严而值得同样的周到的注意”。这就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出，杜威反对抽象的最终目的或至上的善，而主张具体的最终目的或至上的善的真正用意了—那就是叫劳动人民维护垂死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做一个忠实的奴仆。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出，实用主义道德教育是具有它的反动的目的的。那就是要通过全部学校生活，以现代资本主义的这种非道德的精神来腐蚀年轻一代，使他们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统治者的俯首贴耳的奴仆，训练他们从事操作和服从秩序的本能，（而对少数资产阶级子女则训练他们的占有和统治的本能）以适应乃至进而维护这个垂死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关于这一点，实用主义教育家甘得耳（Kandel）在一篇未曾公开发表的讲演稿中谈得非常露骨。他说：(www.xing528.com)

“正式教育的基本功能总是要把年轻一代纳入自己国家、社会的文化轨道上。有一句圣经式的话最能把这个基本原则表达出来：‘训练儿童走他所应该走的道路，而且即使到了老年也将永不离开这条道路。’儿童所应该走的道路是受他所属的社会文化所决定的，而它的最后目的就是要维护这个社会的统一、永恒和生存。……当组织一个正式的教育体系时，社会就要从儿童所遭遇的一切文化经验中，选择它认为对自己的统一完整和生存最有价值的那些方面（来训练儿童）。”^[13]

在这里，资产阶级教育学者就替广大人民的子女确定了他们所应该走的道路—即维护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统一、永恒和生存”的道路，把他们培养成为完全符合资产阶级利益这个“具体的极终目的”的人们。

这些符合资产阶级意旨和需要的人们到底应该具有怎样的道德面貌呢？实用主义教育家认为：第一，这样的人们必须是一个信仰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活目的是什么，因为，如果新生一代醒觉过來，认清了社会发展规律和自己革命前途，就会和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誓不两立，而这显然是和维护这个垂死的社会，这一“具体的极终目的”背道而驰的。第二，这样的人们必须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一则资产阶级的本质就具有个人主义的特点，二则只有使广大劳动人民互相争夺，互相残害，才不致团结起来，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因而极端个人主义的性格是完全符合维护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具体的极终目的”的。第三，这样的人们必须是对资产阶级统治与法权的驯善的服从者，他们必须严格执行反动统治者的命令和遵守反动统治者的法律，因为资产阶级的政权和法律就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之一。第四，这样的人们还必须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一切殖民地的劳动人民都应该服从于帝国主义的统治，尤其应该服从于在美国统治下的所谓“世界政府”的统治，因而当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到它垂死的阶段——帝国主义时期，这些垄断资本家又把维护其帝国主义侵略当作一个“具体的最终目的”了。

现代资产阶级的这些“具体需要”就确定了实用主义道德教育的“具体的、特殊的”目的。这些“具体的最终目的”就决定了实用主义道德教育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