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是垄断资产阶级在教育工作中所使用的一种最恶毒而最危险的御用工具。它披着科学和民主的外衣，装饰着进步和美丽辞藻，伪善地隐瞒着它的真正的阶级目的—为帝国主义者的掠夺和残暴行为进行辩护。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曾说过：
“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都已夺得了政权。从此以往，无论从实际方面说，还是从理论方面说，阶级斗争都愈益采取公开的威力的形态，科学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的丧钟敲起来了。从此以往成为问题的，已经不是这个理论，还是那个理论合于真理的问题，只是它于资本家有益还是有害，便利还是不利，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的问题。超利害关系的研究没有了，代替的东西是领津贴的论难攻击，无拘束的科学研究没有了，代替的东西，是辩护论者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恶的意图。”[1]
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说的话，完全适用于现代资产阶级的教育学。
杜威亲眼见到美国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到了垂死阶段的危机，他便大声疾呼：
“如我们所周知，民主主义（按即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或多或少地都是处于动荡的地位，而且在我们国家里面，甚至于还有着势力日益增涨的敌人（即指人民的革命力量），因此，我们不能设想它（这个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是必然会继续存在下去的。”[2]
“目前局势可能产生一个最大的悲剧（指资本主义制度的悲剧）就是：那些深深地意识到目前这些罪恶并且感觉到需要彻底改革社会经济制度的人们会相信采取某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捷径—如内战和暴力（即阶级革命）。”
“社会的不安定，已经到了这般地步，如不及时加以制止，即将引起革命。”[3]
这几段引语足以证明杜威对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垂危是感觉到如何痛心疾首，对于广大人民的革命情绪高涨又是感觉到如何惶恐不安。于是他便挺身而出，坚决要做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卫道者，努力于维护这个腐朽透顶的剥削制度。他说：
“我们要在各个文化战线上为着维护（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进行斗争。文化有政治的、经济的、国际的、教育的、科学的和艺术的各方面，我们要在这些战线的前沿上保卫（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4]
因而，他污蔑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他虚伪、隐饰地否认有阶级斗争的事实，他坚决反对革命。他说：
“若是有人认为一个阶级能够利用暴力在一刹那间突然会变出一个民主的，没有阶级的社会来，那简直难以使人置信这种黑格尔式的对立的辩证法。”
“尽管有着不同的阶级利益，甚至于有着由于阶级利益不同所引起的明争暗斗，这个事实的存在，但是任何一个习惯于运用科学方法（按系指实用主义方法）的人都将用很大的怀疑眼光对待这种说法—即把人们分成许多固定的所谓阶级，而不承认在各阶级之间有任何相同的兴趣，以为每个阶级内部是统一的，对外是隔离的，使它们成为历史中的敌对者—这完全是难以置信的。”[5]
在这里，我们一方面看到杜威站在反动的阶级立场如何任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进行无耻的污蔑，而另一方面，看到杜威是如何痛恨工人阶级向垄断资本家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他坚决反对用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再看杜威想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说：
“问题在于我们一贯依靠和力求实现的方法是什么—是武力还是智慧。若有人坚持利用暴力是不可避免之事，这就会限制人们使用智慧的可能，因为这种不可避免之事在哪儿占优势，哪儿就无法使用智慧。”[6]
因而杜威提出了以“智慧的方法”来代替“暴力的方法”的说法。但是杜威所谓“智慧”是什么呢？他所谓“智慧”就是站在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用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去曲解一切现象。这种“智慧”辩护着垄断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制度和法西斯的血腥统治。这种“智慧”也坚决反对劳动人民从压制他们的枷锁中解放自己的革命运动。这种“智慧”歪曲着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把资本主义说成天经地义，永垂不朽的东西。这种“智慧”把人们屈服于反动统治当作是道德的，而把反抗反动统治当作是不道德的，犯罪的。用“智慧的方法”改变人心，从而改进社会，就是用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体系和道德标准去麻醉人民的革命意志，解除其精神武装，以维护垄断资本主义垂死的生命。杜威自己的反动思想体系就是这种所谓“智慧”的典型表现。(www.xing528.com)
杜威提出了一个似乎很响亮的问题——用武力还是用智慧。但杜威是否真正反对使用武力呢？他的答复却是说：这要看武力使用在哪里。为着维持反动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关系，杜威认为利用武力（通过国家、法律、警察、刑罚、监狱等）来制止广大劳动人民对于剥削制度及其反动统治的违抗和破坏，这是必要的。杜威认为利用武力来进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这也是必要的。但是假使劳动人民使用武力来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把他们自己从垄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的锁链中解放出来，这是杜威所坚决反对的。在一篇叫做“力量、武力和法律”的文章中，杜威明目张胆地说：
“不使用武力，任何目的都不能达成。结果，我们并不是设想去反对任何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措施，不论它是在政治方面、在国际方面的、在司法方面的，或者在经济方面的措施。吹毛求疵地去反对武力，这不是唯心主义道德的标志，而是一种吴牛喘月疯癫道德的标志。但是抽象的原则不能用来辩护武力的使用。价值的标准在于我们如何比较有效地和经济地去使用武力来作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7]
显然，杜威所谈的“目的”就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一种剥削劳动人民的制度，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制度。杜勒斯的所谓“实力政策”和叫嚣“使用原子武装侵略全世界”的外交政策就在杜威的这个“合理使用武力”的哲学中找到了“理论的根据”。
但是当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要求从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桎梏之上解放出来的时候，杜威却反对劳动人民使用武力，大声亟呼，要用“智慧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劳动人民的革命是罪恶的，反动统治是合理的。”在这个前提下，杜威要求双方面坐下来“讲理”，要求双方面“把牌都摊在桌面上”[8]。由于广大群众是“粗鲁的、愚笨的”，不懂得根据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来“讲理”，于是杜威，除了赞成使用“战争、警察和刑罚的措施”[9]以外，还提出了一个更有效地、更经济的办法—“智慧的方法”，用资产阶级精神教育他们，使他们成为驯服的奴役。杜威曾在一篇文章里面引用了他所佩服的美国教育家霍瑞斯·曼恩的一句话：
“教育是我们在政治上求得安全的唯一保证。除了这只救命船以外都是一片泛滥的洪水。
设立普通学校是人们在历史上最大的发现。别的社会组织只有医治和补救的性质，而这种（普通学校）却是带有预防性的—是一帖消毒剂。”[10]
杜威说：
“学校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是第一个工具，最基本的工具，最能预料结果的工具，任何社会（当然杜威所感到兴趣的社会乃是垄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社会—作者按）所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和所希望实现的目的，都借助于这个工具得到传播，而深入到个人的思想、观察、判断和抉择之中。”[11]
杜威在另一个地方更露骨地说：
“当学校能在这样一种小社会中训练每个儿童，用服务的精神贯注他，并授予以有效的自我指导工具，我们将有着对于一个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大社会的最深切而最好的保证了。”[12]
杜威所说的这个“有价值、可爱的、和谐的大社会”就是美国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美国法西斯统治的社会。杜威为着要维护这个社会，所以他主张通过学校教育把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训练成为甘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奴仆，并且用资产阶级道德精神去“贯注”他们，使他们能够自己用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去“指导”自己，不受别人的鼓励去反抗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这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所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和所希望实现的目的”，而学校就是实现这个目的的“第一个工具，最基本的工具，最能预料结果的工具”。
当然，垄断资本家的目的还不止是“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而且还要“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13]。特别在二十世纪初叶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日益激烈。为着适应这个需要，杜威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仅希望在国内训练奴仆，解除国内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武装，而且要使美国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和剥削有效地进行，因此，杜威进一步还鼓吹世界主义，除了别的方法以外，还要利用学校教育这个工具，使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人民向帝国主义侵略者解除精神武装。他说：
“关于一国与别国的关系，上面的原理，也可以应用。我们如果不过指示战争的可畏，不过避免惹起国际嫉妒与仇恨的一切事情，还是不够。我们必须不以地理的限制分畛域去促进世界人民共同从事于协作的人类事业与结果。所谓国家的主权，与更圆满的、更自由的、更有效果的全人类的联合与交际，比较一下，实居于次要的地位，实含有局部的性质；这个观念，须浸润于人类的心理，成为有效的心理倾向。”[14]
杜威在这里所说的“全体人类的联合与交际”显然是用一种华丽的辞藻来说明在美国垄断资本家反动统治下的“世界政府”，各个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的人民，应该打破“地理的限制”和“畛域”，摒弃自己的祖国，放弃自己的民族主权，做一个驯服的帝国主义世界政府的“公民”，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即杜威所谓“从事协作的人类事业”）。为着这个目的，除了其他的方法以外，杜威主张通过殖民地的学校教育，这一“最能预料效果的工具”，去培养成功一种奴化心理，“成为一种有效的心理倾向”，一任垄断资本家在殖民地的掠夺和宰割，背弃自己民族的文化，向往所谓“美国生活方式”，从而削弱人民的斗志，消沉青年意志。这就谈不上民族革命了。
这就是杜威所谓用教育代替革命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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