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的教育应该走哪一条路——好几位先生曾经讨论过例如张君劢、吴俊升、姜伯韩几位是想从哲学研究方面来提出一种答案。所谓“从哲学研究方面”这是说这种研究只讲一般有普遍性的教育问题而不必涉及其特殊内容。张先生是希望用黑格而的客观唯心论来指示中国教育的方向;吴先生是想采取杜威的实验主义和杜而干的社会主义来说明中国教育的方向。姜伯韩先生是想用三民主义的社会哲学来指出中国教育哲学的方向。(见张君劢:《中国教育哲学之方向》载《东方杂志》三十四卷一号;吴俊升:《教育论丛》及《教育哲学大纲》,姜琦《教育哲学》)。吴先生并主张不妨开一个会议商讨这个问题。不过关于这一层我不敢完全赞成。集思广益,这固然是好的,但是哲学乃是个人的一种见地,而各人之间的见地往往很难强同。我想这个会议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气魄雄伟的大哲学家或教育家,他的理论是代表时代精神而领导着一般人向前走的,如杜威之在美国一样。不过这个人所决定的中国教育的方向也并不一定是个人的私意而又是取决于某几个重要因素的。本书的目的不在指出一个教育的方向,而只是谈谈研究教育哲学的一般的情形,所以我没有什么教育的方向提出来。不过我只是谈一谈提出这样一个方向时我们应该考虑哪几种决定因素。
决定中国教育哲学方向的因素,我们可以分成一般的和特殊的两方面。所谓一般的因素就是一个完整的哲学系统,在这系统里面我们要认清整个宇宙进展的过程和性质,我们要发现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我们更要明瞭个人心理活动和发展的特性。只有从一个正确的人生观里面我们才能认清教育哲学的方向。这个决定教育方向乃是一般的,因为这个宇宙观和人生观是以整个人生为对象的,它们绝不分什么国界,绝没有地方性的。这可以说是教育哲学的根本原则。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无论你是在哪一种社会,你总是要接受一个普遍的人生态度的。否则,你连人都不会做,你还谈得到做中国人或美国人吗?
其次,我们就是注意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特殊因素。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精神和文化特点,认识中国社会的现状和民族特性;明瞭教育的情形和它的思想背景。总之,我们要有一种适合中国的社会哲学。但是这个社会哲学应该和我们的根本哲学系统是一贯的,而不应该互相冲突的。教育应该符合社会状况,但是不应限于社会现有的需要。这就是说,教育的方向不能违反国策,但是它却又不应仅做政治的工具。教育往往又负有推进社会,改造国家的使命。(www.xing528.com)
所以我们可以结论说,教育哲学的方向应取决于一般人生态度和特殊社会需要两方面。这就是说,教育哲学是在现实生活中所创造的一种理想,而这种理想要决定着我们将来生活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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