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化对于哲学的影响及其前景

请问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祖父的生活有什么不同？有人说在我们祖父的生活中他们是点油灯，吃河水、坐轿子、用人力送信；在他们的信仰中他们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现在我们是开电灯、用自来水、坐汽车、拍无线电报，在思想上认为公民有参政之权，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简单的说，在现代文化中我们遭遇着科学的发明、政治的改革、社会的变迁，而这许多的变化非但影响了我们日常的生活而且刺激了我们的思想理论。

以欧、美各国而论，自从普遍的运用机械以后，原有的手工业破产，大工厂的设立，结果个人都要跑到工厂里面而去做工。又因为工作的复杂和计划的伟大，一个人不能胜任全部的工作，于是大家分工合作。假使你这是专门负责某一部分的工作，那末你除了对于这一部分曾经有过充分的准备和长期的熟练之外对于其他部分的工作也许就会不十分清楚。因此，你要使你这一部分的工作有意义，你就不能不和别部分的人密切合作。同时这也就是说，个人之间的工作非互相依赖不能完成。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至今工业还不十分发达。在现在这种文化交织的时代中国是不容许保持其原状的。将来工业一定要发达的，农业当然不会被淘汰，不过也必有一番大大的改进。总而言之，这种发达和改进就是加以科学化、机械化。结果农人要依赖工业家替他们制造大批的农具；工业家又希望都市的商业兴旺。人与人之间互相依赖和密切合作的情势一天一天的增进。于是旧有的农村社会逐渐崩溃，那种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永远是没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科学发达的结果，（一）使个人有更多发展的机会；（二）个人之间互相依赖的程度增加；（三）在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之中少不了严密的组织，而严密的组织必须要有一个以公共福利为前提的理想。

政治的改革使人们对于国家的观念和公民的责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旧的专主制度是已经推翻了，中华民国已经有了三十几年的历史，可是这新的制度还没有确定下来，徒有一个共和国的名义，可是在政治活动的脊髓中仍有封建势力的遗留。同时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定的社会里面还不知道适用哪一种制度。若以欧美的政治制度为参考，却又是五花八门，令人目眩。英、美、法是民主国家，在这种政治之中个人是可以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但是一逢到需要伟大集团活动的时候他们的效能便感觉到薄弱，毛病是在乎平常没有全盘的计划和有组织的训练。德、意是独裁国家，把整个国家大计放在一个精明强干的领袖和他所信任的少数专家的管理之下，在这种政治体系之下一切都被规划确定，个人只是能在这个计划之下选择他所能胜任的一部分工作，至于个人要想标新立异或有所特创，那是不很可能的。这个制度的优点就是工作效能强大，弱点就是群众无法对于既定的计划作善意的修正。苏联是一个党治的国家，整个国家的计划都是受共产党的信仰所支配的，在这个制度之下一切都有专家精密的计划和集中指挥的力量，但是最困难的就是这种主义也许有不合理的地方，或者党魁或党员也许有不忠实的地方，那末别党的人或群众便没有置啄的余地。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传统的国家，可是在这个混乱的局势中她需要一个既可适合她过去的传统，又能应付目前的要求的政治系统。她到底是走民主的路，独裁的路，还是走一党治国的路？

在社会的变迁中，中国都市里的生活和乡村生活是大不相同了。在乡村里面虽然还保持传统的家族观念，但是在都市里面一般的人们对于家族的信心比较的淡泊而趋向于个人主义。巴金的家深受着青年的欢迎。法律上已经废除了宗祧制度。男女平权的空气在都市中已经比较的普遍了。再经过这次中日事变，农村方面也不能闭关自守了，一方面经济上起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都市里的人们都在向穷乡僻境移动，都市风气向农村传播。假使再加上将来农业的改良，交通的便利，那末中国整个的社会必然有一个新的局面。

中国现在既然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处于一个空前的变局之下，那末我们要请问我们是任令这种变局自然去发展呢？还是要有一个确定的计划呢？假使我们让这个社会毫无计划的演变下去，那末我们只能凭着“尝试与错误”的方法，从实际经验中去学得那一条路是对于整个社会有利的。这是原始人的生活方式，既不经济，又多受许多无谓的痛苦。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社会的将来一定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但是假使这个计划太固定而不容变更，那末其结果也许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没有补救的余地。因此，这种计划一方面要根据过去的历史传统，顺应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还要随时注意其实施的结果，随时准备着修正过去的计划，凭着一种实验的精神，不断的创造新计划。当然这也不是朝三暮四，举棋不定，因为新计划的创造是以原来的计划为根据的。所以我们不赞成让社会自然去发展而不去计划；也不赞成把一切社会活动都规定在一个固定不移的计划中；我们赞成社会的进展是在一个不断计划的过程中。

有计划一定有目标，所谓目标就是你希望中国要变成怎样一个理想的社会。换句话说，假使我们要计划一个新的社会，我们一定先要有一个新的社会哲学。所谓新的社会哲学当然是不满意于旧的社会传统而产生的。那末我们请问：在旧的国家制度之下我们根据新的社会哲学而要求一个新的制度，这是不是一种爱国的举动？再请各位看一看中国现在对于社会的前途有几个不同的看法（即中国现在有几种社会哲学）？

把这个问题推论到教育方面来，我们又觉得有下列的许多问题，它们是研究教育哲学的学生们所应该回答的。(www.xing528.com)

1. 学校对于这种社会哲学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教师都只是国家的仆役是否他们只能教授那些由于国家当局替他们计划好了的材料？教育家是否应该对于社会变迁有所贡献？他们应该怎样贡献他的力量给国家？

2. 教育界的领袖是否应该采取一个新的社会哲学？假使这种新的哲学是政府所不能采纳的，那末他们是应该放弃他们自己的主张呢？还是应该组织起来强迫政府接受？教育界的领袖们是否应该把这种新的哲学教授给一般的教师们以及一般研究教育的学生们吗？而这般教师又是否应该把这种哲学再讲给他们的学生听吗？然而这又会不会变成一种宣传一个主义的机械运动呢？

3. 一般的学生会不会因为受了这种主义的宣传而变成一群盲从者？宗教家曾经运用过这个宣传方法，请问他们的成效怎样呢？近几年来党的宣传教育又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呢？

4. 受过这种宣传教育的人们只是养成了一种武断的偏见呢？还是养成了一种合理的信仰呢？这种盲从能否产生比较合理的生活呢？

5. 假使讨论新社会哲学的结果只是成功了一种主义的宣传，养成了民众盲从的态度，这是不是我们需要新社会哲学的原意？新的教育哲学是应该使研究教育的人们的思想凝固呢？还是应该使他们成功推进社会的勇士？

这都是许多极根本而又极有趣的教育问题。我们为保持客观的态度起见，我们不加以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请读者诸君自己去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