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腊的“都市国家”（city-states）中以雅典和斯巴达为最盛。斯巴达凭着她的武力征服了广大的民众，她一方面要防御强邻的侵入，一方面又要防止内部的叛变，所以斯巴达成为了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人民都要养成勇敢，强壮，耐劳，服从的习惯。斯巴达的教育便是养成为国家效劳的兵士。雅典以交通便利贸易繁盛，人民有自由发挥个性的机会，在政治上成功了一个共和的国体。因此，雅典当时的教育便是养成个人自由发展的习惯，从事于文化思想方面的发展。
这时的教育我们可以说只是应付当时的社会需要，还没有教育的理论。自从波斯战争之后，商业活动更加扩充，人民对于工业的兴趣逐渐增加，外国的新思想大量的输入。于是人民对于他们原有的生活态度发生了怀疑，他们的思想开始是对于新观念加以批评，随着便修改了原有的态度。在政治方面公民的权力增加，大家都有参与国家大事的机会，公民有司法行政的权力，他们甚至于能够利用秘密投票的方法取消他们所认为危险份子的公民资格，文学方面兴趣逐渐从伦理宗教的问题转移到社会政治的问题；在一般的思想方面人们的兴趣也从自然界而注意到人的本身。旧有的比较安定的局面给扰乱了，传统的思想不能再支配着人们的生活。国外所传入的新的生活态度，所介绍的新的思想知识在人民的精神上激起极端的怀疑，养成了极端的个人主义。
这种社会的激变对于教育方面产生了新的需要。第一，公民既然在政治方面取得很大的自由，那末在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也需要有较大的自由。教育应该供给这种自由发展的机会。第二，因为要使个人在政治上发挥更大的权力，在事业上得到更大的成功，公民们和他们的子弟们不能不有切实的准备。他们要有健全的体格，广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和圆滑的手段。旧有的教仆不能担任这种工作，而这却正是一般人需要教育所给与援助的。
希腊“智者”（The Sophists）的产生正是因为适应这种时代需要的。他们大部分都不是雅典的本地人，他们有广博的游历经验，学习有各种外国的知识；他们对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有相当的认识，同时还有一种辩论术。这正是希腊青年所需要的导师。于是这般“智者”广收门徒，授以各种取巧致胜的方法，目的只求达到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至于所采取的手段是否正当，那是不过问的。他们没有绝对的真理。他们可以教你从这一方面去辩论；假使与此相反的立场反是对你有利的，那末他又不妨教你从相反的方面去辩论。(www.xing528.com)
这种实施的结果使这般“智者”发生了许多思想问题：例如（一）个人可以求得客观的真理吗？（二）人类的知识是怎样组织成功的？（三）道德是可以教授的吗？（四）个人的行为到底应该根据传统的风气呢？还是应该根据理智？智者们所取的态度是替这种动荡的局势作辩护的。他的哲学便是当时那种时代精神的理论化。第一，他们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普遍的真理可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标准，都有他自己的真理。所以当时的名“智者”普罗塔格拉斯（Protagoras）说：“个人为一切事物之度量。”思想和行为只有主观的立场而没有客观的标准。第二，他们以为美德是可以传授的。假使你有一种道德理论，你就会有一种道德行为。所以美德不仅是从行为中习得，而且可以在理论上授受。第三，道德应以个人的理智为评价的标准而不应以传统为标准。从好的方面想，这种理论教我们不要盲目的服从而应有理智的判断，不过实际上，“智者”们的所谓理智只是个人的利害关系而已。凡对于我有利的事，我就给它很多的理由去赞成；凡对于我有害的，我就找很多理由去反对。结果他们这种理论产生一般希腊青年的极端个人主义，自私自立，道德沦落，社会的混乱。
为推翻这种个人主义，安定这种混乱的局面起见，始而有苏格拉底的“知识即道德”的理论，继而有柏拉图（Plato）理想国的建立。照苏氏讲，感觉虽然是主观的，彼此之间不能沟通的，但是观念（即现在所谓概念）却是客观的，可以传达的。人类共同有一种认识道德观念的能力，不过这种能力未加开发。教育的工作就是使个人能够发展这种认识道德观念的力量，假使我们有了这种道德观念之后，我们的行为就要受这个观念的支配。所以真理是客观的，可以授受的。柏拉图便是根据了这一点来发挥他的理型论。不过他以为只有哲学家才能对于这种道德观念有完善的认识，所以只有这一类人是国家的统治者。至于军警只是国家的力量，而工商阶段只是国家的身体。柏氏的这种态度在我看起来只是替希腊旧有的制度重新给以一种理论上的根据。在他的理想国里面他所叙述的教育制度正是“智者”教育以前的传统制度，不过它有了一种新的理论根据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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