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教育哲学学科重要奠基人之一傅统先先生（1910—1985年）诞辰110周年。先生于193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受聘在暨南大学、正风文学院、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等院校任副教授、教授等职。1948年8月，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哲学博士，师从美国社会改造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劳普（Raup，R.）。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1952年至1985年任职于山东师范学院（1981年更名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先生的学术人生融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为一体。先生始终主张运用哲学的观点研究教育问题，提出哲学是思想，教育是行为，这是整个生活的两个方面。[1]先生对西方教育哲学中国化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对杜威学说、皮亚杰学说见解独到。翻译了杜威的《人的问题》《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经验与自然》等，译介了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儿童的道德判断》等著作。较早出版了《教育哲学讲话》《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美学纲要》等专著，晚年与张文郁教授合著《教育哲学》一书。先生在《申报》《平论》《教育研究》等报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先生在哲学、教育学领域作出的独特贡献，离不开其在求学和治学过程中坚定的以教育改造中国的教育理想、扎根于教育实践的行动和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终身信念的支撑。
一、志存高远，战乱中求索教育救国
先生的一生一直为实现民族复兴，探索教育救国而努力。他亲历了上海的繁华、战乱与颓败。面对动荡时局，眼见大批的青年放纵自己、颓废不堪，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忧患意识使先生较早地意识到人心问题才是根本问题。先生引导鼓励青年要在颓败空气中养成乐观态度，确立崇高理想，用一种战斗的精神达至最圆融完整的和平境界。[2]
（一）少怀大志，只身一人远赴上海求学
1910年，先生出生于湖南常德一个回族小商人家庭。先生少怀大志，立志成为教书先生，经常在游戏中扮演“小先生”的角色，为自己的卧室题名为“立志轩”。1925年，在母亲的鼓励下，只身从湖南常德辗转至上海求学，考入上海民立中学[3]。为了节省费用，借居于上海西门小桃园街清真寺内，因而受伊斯兰教影响颇深，早晚均做礼拜，听讲教义。此时期在先生心中埋下了泛神论的种子。1926年，先生转入当时上海最好的高中之一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1928年高中毕业后，直接升入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在当时有“东方哈佛”之美誉，其师资配备、学术研究诸方面在当时亚洲乃至全球堪为一流，培养了张伯苓、陶行知、陈鹤琴等著名教育家。其间，先生主修哲学、辅修教育学，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和西方哲学熏陶。先生学习刻苦认真，广泛涉猎了以黑格尔为主的西方近代哲学著作。大学四年级开始在学术上崭露头角，被聘为校刊《约翰年刊》英文部编辑，学报《约翰声》中文版主任、英文版编辑。在《约翰声》上发表《柏拉图的哲学》《关于易经的考据》等论文，并着手撰写《知识论纲要》一书。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先生因身患疾病未能直接参加工作，在家休养期间，潜心钻研哲学。为了解决认识论上的问题，先生曾跟随哲学家、佛学家蒋维乔学习佛学，结识了哲学家张东荪等人，这对其后来的学术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一时期，先生翻译了《格式心理学原理》，撰写了《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美学纲要》等著述。
（二）战乱中探索教育救国
1935年，先生病愈后到上海暨南大学附设实验学校任教，并积极推行“设计教学法”，先生从此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1937年，因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先生利用授课的机会，积极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唤醒青年发扬民族主义精神。先生的爱国行动曾一度触怒日寇，不断受到日伪特务机关的恐吓。为免遭迫害，1939年8月，先生迁居于圣约翰大学校内，并受聘圣约翰大学讲师。同年翻译出版波林（Boring，E.）等著的《心理学》。1940年9月，在职进修圣约翰大学研究生院教育哲学硕士，1942年，先生以《从实在论角度重述唯心主义》论文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国内形势恶化，学校美籍教师相继离校回国，受校长沈嗣良邀请，先生于危难之际执掌圣约翰大学教育系。
教育救国依然是知识分子肩负的时代使命。面对学校教育和家庭生活失败的社会现实，先生力图以哲学复兴民族精神，出版大学国文教本《哲学与人生》，借以引导青年树立乐观的、积极的、现实的人生观，鼓舞青年直面困难不断求索，培植健全人格。他说：“人生是奋斗的，我们要在奋斗中去求胜利。生活是变迁的、是痛苦的，但是在变迁的生活中，我们却找得到变迁的秩序条理，在痛苦中，我们却能求到愉快幸福。”[4]先生主张以教育改造社会，这种教育与传统教育截然不同，先生将之称为“新教育”。先生的“新”体现在：从行动中去求知识，再由知识来指导行为。以学校教育去领导社会风气，再以社会风气来推进学校教育。[5]先生对内立足中国现实，对外置身于世界文化融会发展的趋势之中探索教育改造中国之路。发表《与梁漱溟先生谈中国民族之前途》《以教育救中国》《如何使教育适应社会需要》和《中国文化之新精神》等文章，并以笔名“觚斋”发表《世界文化之分歧与会流》。在先生的视野中，哲学和教育是一回事儿，哲学家予以社会生活一种适当的评价而建立社会的理想，教育家则执行哲学家所创立的社会理想[6]。
在国难深重的抗战时期，先生深感中国文盲太多，教育应肩负起扫除社会文盲、为社会服务的重任。先生在上课时动情地向学生讲：“中国的文盲太多了，只要看曹家渡这一角就不知有多少，这些文盲的存在是圣约翰大学的耻辱，更是我们伟大的教育系的耻辱，假使在学校的附近有那么五六所的义务学校，由教育系同学主办，那么不出三年，包你可以把这一角的文盲全部扫除，这是圣约翰的光荣，更是我们教育家的光荣。”[7]于是，先生亲自带领教育系学生在苏家角附近创办康乐民众补习学校、中南中学、爱群小学、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等多所学校。这些学校的创办为推行“新教育”、扫除文盲、解决平民子弟上学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为回族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竭尽全力
先生是回族人，家族世代信奉伊斯兰教。早年先生借住在上海小桃园清真寺期间，大教长李先慧带领先生学习《古兰经》《天方典礼》《天方性理》等伊斯兰教的经典著作，促使先生萌生了对宗教哲学的浓厚兴趣。这段借宿生活奠定了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同伊斯兰教界的密切联系。1925—1926年，先生以读经班学员的身份参加了上海回教学会，跟随当时中国伊斯兰教界著名的大教长哈德成和达浦生学习经学。
大学期间，先生发表长文《追求中的真宰》，开始受到伊斯兰教界的关注。毕业之际，先生受上海伊斯兰经学研究社的邀请，为学员讲授自己撰写的《知识论纲要》一书。先生讲课的时间虽不长，但是对学员们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先生用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思想加深了学员们对宗教思想的理解；另一方面，这些学员成为全国各伊斯兰教礼拜堂的重要阿訇和教长后，进一步扩大了先生的学术影响力。这一时期，先生为上海伊斯兰教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1934年，先生与王义、鲁忠翔等穆斯林青年共同创办上海回族职业补习夜校，印发穆斯林刊物《改造》，发起成立中国回教文化协会，编辑出版《中国回教文化丛书》。1940年，受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约请出版《中国回教史》一书，蜚声伊斯兰学界。该书被称为民国时期与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马以愚《中国回教史鉴》齐名的中国回族史的代表成果[8]。白寿彝在其《中国回教小史》中说：“中国回族史的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研究这门学问的人，须具备几种语言上的工具，须理解回教教义和教法，须熟悉中国史料及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中的记载，他不只要有这些言语文字上的资料，他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9]白寿彝的话，可以说是代表许多人对先生《中国回教史》一书的看法。先生通过撰写《中国回教史》也对以往的偏激态度作了深刻反省。先生认识到，在一个有着多种宗教的社会中，任何一种宗教都不能单独存在。先生不主张各教之间彼此各立门户，而应跨越鸿沟，互相交流。诚然，早年先生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但先生并非偏执盲目，而是注意研究与分析世界各种宗教的起源与发展，强调宗教间的尊重与沟通，并通过学习哲学特别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后，先生逐渐从哲学的高度对待世界、自然、自我。
二、志趣卓然，孜孜探求新近之哲学
先生为学始于哲学。在先生看来，哲学能够指导人生。先生贯通中西，先后研究宗教哲学、黑格尔哲学、杜威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先生的很多思想理论就是建立在哲学的基础上的。
（一）转向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
如前所述，先生中学时期深受伊斯兰教泛神论的影响，萌生了对宗教哲学的浓厚兴趣。先生入读圣约翰大学后，对其哲学思想起着关键性作用的应属斯宾诺莎（Spinoza，B.）、黑格尔（Hegel，G.）。斯宾诺莎主张，“上帝不是一个人，而是自然本身或自然法则”[10]，这一哲学观正与先生当时所信奉的伊斯兰教泛神论相契合，并巧妙地构思了“把心灵和物质联结起来的实体或上帝，从而获得一种统一体”[11]的基本判断。在学习探索过程中，先生更进一步学习到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专心钻研黑格尔的《逻辑学》《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等著作，并涉猎黑格尔学派罗伊斯（Royce，J.）的《现代哲学之精神》等。大学四年级时，先生已经阅读了大量的知识论著作，1933年出版第一本哲学著作《知识论纲要》，详细考察了依据论、直觉论、感觉论、理性论对于知识起源问题之认识。先生认为这些学说都不能解释知识之来源，因为“感觉给理性以原料张本，理性组织之，支配之。凡概念，知觉，感觉，官感，无一非心灵之活动。”[12]先生进而论述了实在论、代表论、新实在论、批判的实在论、观念论在知识价值问题上的观点。先生将这些学派划分为实在论与观念论两大阵营。实在论主张，“有一个外在的世界的存在，它是离开任何意识或任何心灵而独立存在的。”[13]先生趋于观念论的主张，他承认外界存在的实有，但是存在不能离开普遍心灵而独立。《知识论纲要》的出版，标志着先生的哲学思想从泛神论向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转折。
（二）探索科学与哲学之关系
先生是较早综合运用相对论、量子论、完形心理学等最新科学知识，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论证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学者。先生潜心研究爱因斯坦（Einstein，A.）的《相对论原理》、罗素（Russell，B.）的《物质的分析》、弗洛伊德（Freud，S.）的《精神分析引论》等书。1934年，发表《新物理学中之宇宙观》《生机哲学在生物学上之基础》等系列文章，探讨哲学之物理学和生物学上的依据。在《新物理学中之宇宙观》的导言中江振声写道：“其所作之《新物理学中之宇宙观》多根据于马克思威尔（Maxwell），鲍尔（Bohr）等之原著。吾国学者对于相对论探讨甚多，而阐明量子论者尚寡。傅君斯作，实为介绍量子论之先声！言论独到，理论精深；而对于物质之波力论与新物理学对于哲学问题之新曙光，尤开明尽致！”[14]1936年，出版《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一书，先生认为：“现代哲学和科学已发展到使双方互相契合、互相合作的地步，实则科学和哲学是相依为命的。科学愈发达，哲学之任务亦愈繁重。”[15]先生指出，相对论之于哲学，在消极方面打破了空时之绝对性与客观性，在积极方面建立了“空—时”之连续性[16]，新物理学之于哲学，打破了因果律之旧见解，采取了统计法的既然观念[17]。先生在综合论述的基础上以“科学之趋向于唯物欤唯心欤”为结束，指出科学的发展趋向于唯心论。
先生之所以研究科学与哲学之关系的问题，与当时思想界长期存在的“哲学消灭论”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掀起“科玄论战”，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成为辩论的核心内容。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主张由科学取代哲学。1929年，胡适在上海大同中学作题为“哲学的将来”的演讲，主张科学可以代替哲学。胡适说：“科学不能解决的，哲学也休想解决。即使提出解决，也不过是一个待证的假设，不足于取信现代的人。故哲学家自然消灭，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18]他认为：“将来只有一种知识，科学知识。将来只有一种知识思想的方法，科学证实方法。将来只有思想家，而无哲学家。”[19]张东荪等人则与胡适的观点相反，认为哲学不可能被科学所取代。1930年，张东荪在《哲学评论》上发表《将来之哲学》，1937年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题为《哲学究竟是什么》的文章，认为科学再发达也不能代替和包办哲学，科学与哲学有着不同的性质，两者的研究范围也不同，“近代以后的哲学只限于认识论，因为认识论是科学所不能夺去的，所以和科学没有冲突。可见哲学自己的变化不仅是对于科学有所让步，并且是对于科学相求调和”[20]。言下之意，张东荪认为科学与哲学是相互合作，密不可分的。
先生的《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力辟科学发达会使“哲学店关门”之谬说，在当时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旧中国哲学界最早探讨科学哲学的著作”[21]，受到哲学家张东荪高度评价：“我看了以为得未曾有。即在欧、美此种体裁之书亦尚未见。而以时代之需要论，此种书则决不可少。”[22]先生撰写该书的立场是论证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是反唯物论的，也随即参与了一场全国性的唯物辩证法论战。1934年10月，张东荪编著《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收录了先生的《辩证法唯物论批判》一文，该文长达3万余字，先生在考察唯物论发展史，列举新唯物论者及其代表作，阐述新唯物论理论形成的基础上，进而从一般方面和特殊方面对新唯物论展开批判。该著作还收录牟宗三、张东荪等人的文章，共14篇。张东荪在“弁言”中特别交代“除傅统先君外，其余都是按交稿顺序次第排列”[23]。仅此就足以判断这篇文章的重要地位。该书出版后，引起叶青等人关于感觉、意识、实践等问题的论争，并最终以辩证唯物论者获胜而结束，但有学者认为，“两种胜利多半只是组织上的胜利，而决不是全部哲学理论上的胜利”[24]。仔细考察先生对于辩证法唯物论的批判，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时期先生对于辩证法唯物论的拒斥，实是基于其已形成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的哲学体系而作出的学理性思考。从论战的立场和过程看，先生是站在反对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从积极意义看，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思想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相关问题的再思考，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先生自身知识谱系而言，也为其后期转向杜威实用主义研究积淀了深厚的哲学基础。
三、学贯中西，西方教育中国化的传播者和辩护者
唯物辩证法论战结束后，先生的哲学思想逐渐从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转向杜威实用主义。先生对杜威是服膺的，他在1947年出版的《教育哲学讲话》一书中指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气魄雄伟的大哲学家或教育家，他的理论是代表时代精神而领导着一般人向前走的，如杜威之在美国一样。”[25]
（一）杜威学说中国化的传播者
1948年8月，先生怀着对真理追求的热忱，远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哲学博士。在此期间，先生跟从美国著名哲学家兰德尔（Randall，J.）和欧内斯特·内格尔（Nagel，E.）分别研学思辨哲学、逻辑与科学方法。在美国教育哲学家劳普指导下完成《形成道德判断的方法论——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Method In Moral Judgement—An Intercultural Analysis）的博士论文。该论文着重论述杜威道德判断与“美国学派”[26]道德判断之间的异同。先生研究认为：“这种以道德判断方法为核心的教育思想的发展，既是西方文化传统的延续，又是一种分化。它延续了西方的传统，因为它承认智力和理论概括在判断的描述性方面的功能作用。它强调将促进共同利益作为民主理想的重要性，这一理想保证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和分享。它与西方传统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重点从智力和理论概括转向寻求道德判断的可靠性概括，寻求为培养具有规范判断能力的人而建立方法论。”[27]先生认为：“‘美国学派’的道德判断的方法论，实质上是对杜威学说的批判性发展，但是仍有自身的局限性，该学派尚未充分阐述个体如何在更迫切的承诺和更直接的人际关系中，使自己更接近理想状态下的民主而不强迫的社群相关方面的方法论特征。”[28]。
与国内一般研究杜威哲学的学者相比，先生的独特之处是先生不仅在教学和研究中对杜威实用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在实践中宣扬杜威实用主义，还译介杜威哲学著作并发展了杜威教育学说。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学界掀起批判杜威思想运动，“反动”成为这一时期的话语主题，《杜威批判引论》《实用主义批判》《批判杜威的反动教育思想》等批判杜威学说的著作不断面世。先生也难免卷入这一政治狂潮之中，但先生坚守内心的信仰，专心于翻译杜威著作，主要包括商务印书馆在1960年出版的《经验与自然》和1964年出版的《自由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65年出版的《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以及先生同邱椿合译出版的《人的问题》。尽管先生当时是受命作为内部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资料而翻译杜威著作，具有“被动”的成分，但是在主动性上却促进了先生自己乃至整个学术界对杜威的研究 。这个时期先生翻译的杜威系列著作，较早年翻译的著作，具有更加严密的逻辑性、更加深厚的学术性和更加广博的学科知识领域。许多学者对于这一时期先生之于杜威学术思想传播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要翻译杜威这样的大哲学家的作品，光懂语言是不够的，还要有西方哲学史的造诣，翻译者本人最好就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这些条件，傅统先都是具备的。”[29]“傅统先翻译的杜威作品可谓信、达兼备，很难超越。”[30]杜威哲学著作的译介更加完善了先生的知识体系，又使先生对实用主义有着更为透彻的理解。
先生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在批判我国形式教育、书本教育问题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杜威的教育思想。首先先生认为：“教育是生长，是整个人格不断向真、向善、向美的生长”[31]。先生解释说，“杜威的‘凡是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命’这一表述过于宽泛，……似乎杜威所言不断发展，不断生长指向的是有机体，但是植物、动物和人类都是有机体，这三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32]。发展是人类所特有的，对植物与动物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教育是人类所特有的，教育不仅是生长，而且是整个人格的生长”[33]。先生进一步指出，“人格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最真、最善、最美，是一种绝对的均衡协和状态……向真、向善、向美是人格发展的必然趋向”[34]。因此，教育是教人做事的。其次，关于杜威“学校即社会”的学说。在先生看来，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并非仅是将学校办成雏形的社会，社会也是实施学校教育的延伸。他针对中国形式主义教育割裂学校与社会的弊病，主张把社会生活的方面，如政治组织、道德准则、经济结构等作为教育的材料，学生的学习应随时和社会事业相印证。因此，学校应指导学生通过参加社会调查等活动，体验都市和乡村的生活。在调查、观摩、实习的过程中，鼓励青年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与经验投身到服务社会，改造社会中去。再次，先生认为以儿童为中心，反对教师的主导作用，这是错误的。教师是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执行者，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儿童教育的目的是使其适应社会的需要，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儿童就应受怎样的教育，过怎样的生活。他进一步指出，儿童的教育应符合心理的程序，但是高深的知识应符合逻辑的程序。基于此，他主张小学教育应符合儿童的家庭和学校生活，中学教育应该与邻近的工厂、商店等发生联系，大学的教育应鼓励青年运用自己的所学投身到民间，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二）为皮亚杰发生认识论辩护
先生对皮亚杰的研究用情颇深，有着自己透彻的理解。他是我国较早翻译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儿童的道德判断》的学者，还翻译了皮亚杰的《儿童语言与思维》《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等著作。一般人视皮亚杰为儿童心理学家、逻辑学家，而先生认为：“与其说皮亚杰是儿童心理学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位发生认识论者，他之所以研究儿童知识的发生与发展是为了解决认识论上人类知识之发生与发展的问题。皮亚杰花费了几十年的工夫来研究儿童对于世界、物理的因果关系、实体构造、空间、数目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儿童的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的问题。”[35]
先生在《教育研究》（1979年第2、3、5期和1980年第1期）先后翻译发表了皮亚杰关于《发生认识论》的4次演讲稿。先生意识到学界对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又撰写了《试论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一文。一是驳斥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西格尔教授（Siegle，H.）的观点。西格尔认为，皮亚杰把“根据”一词在逻辑和心理学上的两种不同的含义混为一谈。先生在举例论证的基础上指出，皮亚杰并没有把逻辑和心理学混为一谈，而是企图把两者互相印证，综合利用。[36]二是同国内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研究者进行商榷。在当时我国学界关于皮亚杰的争论主要表现为，有研究者认为皮亚杰的基本观点是唯心的。在先生看来，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中确含有唯心主义的因素，然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与认知发展阶段理论从科学的角度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包括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的主观能动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真理。
1982年，先生敏锐地意识到我国学界对皮亚杰结构主义的认识存在歧义，创造性地将皮亚杰学说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结合，并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导对皮亚杰的结构主义给予客观考量。在先生看来，皮亚杰的结构主义同其发生认识论一致，并非是唯心主义的，而是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先生认为，把皮亚杰的“适应”理解为一种被动地对外界的反应而不是一种能动地改造世界的行为，显然这是对皮亚杰理论的误解。在先生看来，皮亚杰对于“图式”以及由图式发展到具体运算结构，最后达到形式运算阶段的理解，不能和康德的先验范畴相比拟，皮亚杰的全部试验工作都是解决儿童思维发生和发展论。[37]
四、东学启智，奠基中国教育哲学新范式
先生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度研究则又对其思想起到了革新作用。在从杜威实用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先生始终尝试以哲学为指导研究教育问题，力图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哲学，赋予中国教育发展之灵魂。先生在探索教育哲学建设的学术历程中，撰写《教育哲学讲话》《教育哲学》等著作，建构了其体系化的教育哲学思想。
（一）对教育哲学的深度阐释
先生认为准确把握教育哲学必须首先厘清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教育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仅仅围绕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价值论的问题进行哲学探究，枯燥且乏味。先生将哲学视为人生的指明灯，强调哲学与人生、生活息息相关。先生指出：“哲学是以现实生活环境中所发生的重大问题为出发点，一方面参照科学的知识，艺术的直觉，宗教的信仰和生命的情欲，另一方面运用逻辑的推理，语言的表达，系统的融会，对于整个人生作一番通盘彻底的检讨和评价来求索一个合情合理的人生之道，树立一个十全十美的理想社会。”[38]那么教育到底是什么？如前所述，先生认为教育是整个人格向真、向善、向美的生长。先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更为明确地指出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主要是对人的世界观的塑形。在先生的视野中，人的培养离不开哲学。他认为：“教育使哲学不落于空洞而使其切乎生活，哲学使教育不流于机械而使其活泼富有生气。”[39]教育哲学则是“运用哲学对教育事实进行评价，并依据评价树立教育理想过程的产物”[40]。在对这一问题探讨的过程中，先生始终将人作为教育的对象，彰显人性的真善美，展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
（二）奠基以哲学研究教育问题的教育哲学研究范式
在《教育哲学讲话》一书中，先生运用历史研究法追溯教育哲学发展史；运用基础研究法寻求教育哲学的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基础；运用问题研究法研究教育中的哲学问题，探索教育本质、教育目的、教育方法、教材等教育根本问题；运用派别研究法分析自然主义教育哲学、唯心主义教育哲学、实验主义教育哲学。在先生和张文郁合著的《教育哲学》一书中，则采用哲学之教育应用，构建了价值论与教育、伦理学与道德教育、认识论与教学、美学与美育为核心的教育哲学研究框架，并兼采各派教育哲学之体系研究，奠基了我国以哲学分析教育问题的教育哲学研究范式。在先生的视域中，“教育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一门用哲学来探讨教育理论和实践诸方面问题的学科”[41]。但同时先生进一步指出：“教育哲学是教育研究上的一个分析和综合阶段，抽绎出教育学的一般理论，因此可以说它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42]先生并没有将教育哲学研究问题囿于哲学问题或教育问题，因为在先生看来无论是有关于本体论、宇宙论等哲学问题，还是关于教育本质、教育目的等教育根本问题的探讨，他们是教育哲学中的理论问题和应用问题，都是教育哲学研究所应涉及的。这对当下研究教育问题，进行教育改革所应秉持何种理念颇有启发。
（三） 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哲学研究
先生曾明确提出：“人民教师必须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人民教师必须继续不断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理论……从而对年青一代起着模范作用。”[43]并以之为工具对原有的哲学体系进一步修正。1979年，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决定在教育系教学计划中恢复“教育哲学”课程，先生受教育部委托撰写《教育哲学》一书。但在20世纪80年代，教育界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潮影响，如何重新阐述与定位杜威教育哲学思想？如何处理西方教育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如何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先生结合自身40余年的学术沉淀，鲜明地指出：“引领中国教育哲学向前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教育哲学领域，怎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研究教育哲学，正确地阐明教育的本质和规律，指导教育的实践，这是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44]先生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为指导，对教育本质、教育目的和方法等问题进行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批判客观主义价值观、主观主义价值观、实验主义价值观，以此为基础一步讨论价值论与教育的关系。在关于人的价值与教育目的关系的分析中，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批判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在伦理学与道德教育讨论中，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批判以康德和卢梭为代表的主内派的道德观、以边沁和弥尔等为代表的主外派的道德观、以斯金纳为代表的道德相对论、以杜威为代表的实验主义道德观，奠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哲学研究之路。
五、耕身实践，力倡教育助益人的全面发展
先生从未离开过教育，青年时期奔走疾呼，探索教育救国，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人格魅力；出国深造后，他毅然选择学成归国。回国后到苏州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接受思想改造，1952年2月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学院。先生秉持教育兴国的理念，以高涨的热情扎根于教育事业，为祖国培养全面发展的建设人才，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富有先见性的教育理念。
（一）创建青年教师培养制度，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先生在执掌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期间，十分重视青年教师培养，积极探索以老带新的助教培养制度。一是指导青年教师学习苏联经验，改进教学方法。先生治学严谨又不失灵活。“傅统先老师的课，上得生动活泼，课堂上的大辩论，使我至今难忘。”[45]为了提高年轻教师的教学能力，使其熟练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先生要求教师必须根据教育目的、教学任务、学科性质、学生年龄、学校环境和设备条件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先生指出，科学的教学方法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能使学生很容易地接受知识、学会本领，能唤起学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不仅要能保证学生掌握系统的知识、技能和熟练技巧，而且还要能够培养学生优秀的道德品质。[46]先生强调，教学方法必须是完成一定教学任务的手段，……脱离了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单纯地追求教学方法，必然是不免流于形式主义。[47]这些主张，对于克服盲目学习苏联教学经验的教条主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二是指导青年教师进行科学研究。为祖国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依靠于教学质量的提高，而提高教学质量，除贯彻教学改革外，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有其决定的意义”[48]。在先生的支持与帮助下，教育系教师撰著了《谈谈怎样上课》《关于教育的本质》等一系列著述。这些著述奠基了山东师范大学优良的学术研究传统。
（二）对德育、劳动教育和美育有深度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生结合我国教育现状，着重从德育、劳动教育和美育进行了探讨。第一，先生认为，道德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先生依据苏联教育经验，主张在培养儿童道德品质的过程中，遵循积极性与实践性的原则、连续性与系统性的原则、对学生严格要求和尊重学生人格相结合的原则等，灵活运用说服、示范、练习、奖励和惩罚等方法。第二，在《儿童品德教育讲话》中，阐述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1980年11月，先生受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关于普通教育与生产劳动关系的专家会议，并作《中国的普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报告。回国后，在《教育研究》上发表《谈谈生产劳动与普通教育相结合的几个问题》，系统阐述了对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的看法。第三，美育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生认为，美育能促进智力的发展，加深对科学知识的掌握。美育能够深刻地影响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有助于提高其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美育可以促进身体健康的发展。先生认识到，学校教育忽视美术课教学计划设计与实施，美术教师的地位尚未受到应有重视。先生根据我国美育在学校实施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主张在学校里进行美育，不应只限于上几节音乐和美术课，可通过组织学生春游、露营或访问名胜古迹等课外活动，邀请职业艺术家到学校里执教艺术课等形式进行美育，同时应重视各种艺术之间的共通性等。可见，先生对全面发展教育的探索，不仅仅是简单的移植或模仿，而是对我国人才培养目的与需求的审慎思虑。
（三）教书育人，培养优秀后学
1956年，先生在工作计划中提出希望培养能够胜任高等师范学院教育学教学工作的高层次教师，这些教师能够掌握教育学全部教材知识、处理教材的方法、具备基本的教学经验和多种教学方式方法，将来能够独立从事前沿性教育科学研究。但因为其后不久的“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这一为国家培养高层次研究人才的计划搁浅。晚年，先生忍受病痛的折磨，凭借自己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致力于教育学高端人才的培养，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如陆有铨、魏贤超、张晓鹏、戚万学等优秀的教育学者。
先生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之情。先生晚年躺卧在病床上，还用深沉而有力的语气嘱托学生“读书！读书！再读书！效力祖国，造福人民！”。这份嘱托，令人动容。先生要求学生阅读教师所指定的参考书。它可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和巩固教师在课堂上所讲授的内容；可以对于教师在课堂上所提出的重点进行比较全面的钻研，从而充实教材内容，扩大学生知识领域；学生通过独立阅读参考资料可以发展自己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能力。[49]在先生看来，阅读参考书乃是帮助同学们更全面、更深入地掌握课上所学，而不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先生重视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亲自指导学生翻译《儿童的道德判断》《学习的条件》等西方经典著作，在翻译、校对和审阅的过程中精益求精。在先生的言传身教下，弟子们也尽自己所学，谨遵其“效力祖国，造福人民”的嘱托，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学识与才干。
1979年春，先生当选为中国教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兼任《教育研究》杂志的编辑委员。翌年，先生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出席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会议。先生以终身学习的姿态，紧跟时代脉搏，在晚年还密切关注国际学术前沿动态，负责通校、审阅、翻译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世界电化教育概况：利用教育技术进行科学教育的新倾向》等。1985年3月2日，先生在上海辞世。12月，先生与陆有铨合译的加涅（Gagne，R.）所著《学习的条件》出版。次年，先生与张文郁合著的《教育哲学》出版。
先生立足于中国教育实践，站在学术发展的国际前沿，肩负教育家的责任与担当，集毕生之力置身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求学期间刻苦学习宗教哲学和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催生其哲学研究生涯；在教书期间，深入钻研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并以之为参照，从哲学的高度探讨教育问题；留学归国后，先生以极高的热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以之为指导，不断反思、批判，逐步构建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对教育本质、教育价值、教育目的等教育根本问题深入研究。先生对德育、劳动教育、美育的见解堪可作为当下建设全面发展教育体系，指导学校和家庭教育的有益借鉴。先生严谨治学的精神、无私奉献的教育情怀，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继承。
六、薪火相传，《傅统先全集》之大成
后学从未忘记先生在我国哲学界、教育界、伊斯兰教界作出的卓越贡献。《傅统先全集》收录先生的著作、论文、译著及遗作等，近600万字，分为著作、译著、论文三大卷别共13卷。
（一）著作卷别体系
第1卷，收录先生的先期哲学著作，包括《知识论纲要》[50]《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51]《美学纲要》[52]。《知识论纲要》重在解决知识论中最为核心的问题：知识之起源与知识之价值。先生从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对不同认识论学派的学说进行批判与分析，特别论述了当时新兴的新实在论和批判的实在论。先生主张，绝对不知道的东西即无存在，凡存在都属于观念范围之内，自我、非我、大我乃实是存在的，这些都是观念的。《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是“旧中国哲学界最早探讨科学哲学的著作”，哲学家张东荪为该书作序。先生论述了科学在哲学上的意义，准确把握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系统阐明了当时最新自然科学知识。先生认为，科学与哲学同样是求宇宙的微妙。虽是科学分析的，精确的深入于宇宙各部的细微处，然而它的结果仍不外乎供给哲学以正确的资料，预备对宇宙的全盘作一批判的、综合的认识。科学注重于事实的实验，哲学偏重于理论的逻辑。若以精确的事实辅助逻辑，我们或可得一较为融贯的哲学。《美学纲要》是一部美学理论专著。先生在书中讨论了经验之完整性、美感经验之本质、美与自然、美与理活动、美感经验之特性、艺术的种类、艺术与生活等问题，逻辑结构严密，理论性较强，对于我国现代美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先生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少不了一种美感经验。假使它是奢侈品，这种奢侈品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必需的，并试图从理论上解决中国艺术问题。通过本卷，可以从知识论、科学哲学、美学等不同角度感受先生的哲学智慧。
第2卷，收录先生的教育哲学著作，包括《教育哲学讲话》[53]《反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54]《教育哲学》[55]。《教育哲学讲话》是先生在圣约翰大学执教“教育哲学”时，根据教学经验撰写而成的。该书是先生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教育哲学作出的初步尝试，也是“教育哲学讲话丛书”的一种。先生认为，教育哲学可以说是教育事业的灵魂。教育应该符合社会状况，但是不应限于社会现有的需要。这就是说，教育的方向不能违反国策，但是它却又不应仅做政治的工具。教育往往又负有推进社会、改造国家的使命。教育哲学是在现实生活中所创造的一种理想，而这种理想要决定着我们将来生活的进展。《反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是先生为配合当时的全国性杜威批判运动所作，尽管“反动”一词贯穿始终，但从整体上看，是全面分析杜威实用主义教育之主体，也是基于杜威英文著作的详解。《教育哲学》是先生在改革开放后与张文郁共同编纂而成。先生力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教育领域中的重要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对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特别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思想重新进行了客观评价。先生指出，“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根据这个原理，对于一些基本理论，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加以阐述，并尽可能地引用经过今中外实践（包括科学实验）证明具有一定科学性的教育理论研究资料。阅读本卷，不仅可以感受杜威在先生学术思想中所占的分量，更能体悟先生独特的教育哲学见解。
第3卷，收录先生的教育教学著述，包括《逻辑纲要》[56]《哲学概论工作手册》[57]《哲学与人生》[58]《教学方法讲话》[59]《儿童品德教育讲话》[60]《谈谈怎样教育子女》[61]。《逻辑纲要》是先生在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校执教“逻辑学”时编写的，体系严谨，逻辑清晰。《哲学与人生》是在《哲学概论工作手册》基础上完成的，全书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畅谈哲学与生活、人生之苦乐、人生之目的、人性之善恶等问题，字斟句酌，颇富哲理与韵味，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先生认为，在人生里面，一切都是变化不停的。需要从来不会十分满足的，情绪从来不会绝对安定的，理想从来不会完全实现的。因此，我们的奋斗也就从来不会停止的，这就是人生。《教学方法讲话》《儿童品德教育讲话》《谈谈怎样教育子女》，是先生在山东师范学院教书期间，根据教学经验和苏联教育理论撰写而成。先生认为，人民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年轻一代成为智、德、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人，使其将来能自觉而积极地参加祖国的建设和保卫工作。因此，我们新中国的年青一代，在学校求学的时期中，不但要掌握系统的知识、技能、和熟练技巧，而且也要受到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同时，教育子女是每个家庭的基本任务，是父母的社会责任，当然也是他们最为深切关怀的事情。这些著述语言简洁，寓意深刻。虽然主题繁多，但是无一不展现着先生严谨治学的教学态度，潜心求索的学术风范。
（二）译著卷别体系
第4卷，收录先生翻译的杜威（Dwey，J.）哲学著作，包括《经验与自然》[62]《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63]。杜威（1859—1952年）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主要代表之一。在《经验与自然》中，杜威提出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并把它称为“经验的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经验论”。在《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中，杜威研究了知与行的关系，强调知识具有实践的意义，指出理论与实践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内在联系使得知识成为实现人类目的的工具和手段。
第5卷，收录先生翻译的杜威哲学著作，包括《自由与文化》[64]《人的问题》[65]。在《自由与文化》中，杜威以什么是自由为切入点，对自由问题、文化与人性的关系、美国背景、集权主义经济与民主、民主与人性、科学与自由文化、民主与美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人的问题》中，杜威论述了教育与民主观念，思想的挑战，人性、科学与学术的关系，价值观与人的思维等问题。
第6卷，收录先生翻译的皮亚杰（Piaget，J.）著作，包括《儿童的语言与思维》[66]《儿童的道德判断》[67]。皮亚杰（1896—1980年），瑞士心理学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被誉为心理学史上除了弗洛伊德以外的一位“巨人”，他提出的发生认识论不仅是日内瓦学派的理论基础，也是欧洲机能主义的重大发展。先生认为，与其说皮亚杰是儿童心理学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位发生认识论者，他之所以研究儿童知识的发生与发展是为了解决认识论上人类知识之发生与发展的问题。
第7卷，收录先生翻译的考夫卡（Koffka，K.）著作，包括《格式心理学原理》[68]。该书被列为大学丛书，是研究格式塔心理学的重要参考书。考夫卡（1886—1941年）美籍德裔心理学家，格式塔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先生认为，此书娓娓动人，使人久听不倦。有时好像离题太远，然而其形散而神不散。此书正好像一本《红楼梦》，任他说了许多家常琐事，然在读者的脑海里面总是深深的映有一个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影子。
第8卷，收录先生翻译的教育学与心理学著作，包括《心理学》[69]《世界电化教育概况》[70]。《心理学》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波林（Boring，E.），普林斯顿大学的兰费德（Langfeld，H.）和康奈尔大学的卫尔德（Weld，H.）共同编写而成。先生认为，《心理学》一书里面有许多新的材料术语是一般心理学教本中所找不到的，有许多近来实验所得的结果也没有人系统的归纳过。《世界电化教育概况》，介绍了如何运用电子计算机教学机器、电视、无线电以及多种媒介的综合系统进行有关生物、化学、物理与数学几方面的教学改革的新动向，为推动20世纪80年代我国电化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9卷，收录先生翻译的教育学与心理学著作，包括《发生认识论》[71]《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72]《儿童的心理发展》[73]《学习的条件》[74]。《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及《儿童的心理发展》是皮亚杰所著。《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由《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教育与教学》《新方法：新方法的心理学基础》两部分构成。《儿童的心理发展》一书收集了皮亚杰心理学研究的文章。皮亚杰精辟确切地说明了他对于适应、同化、顺应等术语的理解。先生认为这些解释和阐述都足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皮亚杰理论。《学习的条件》是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罗伯特·姆·加涅（Gagne，R.）所著。加涅（1916—2002年），美国当代教育心理学家，主要研究学习理论与教学设计。他着重运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观点，主要是运用信息加工模式来研究学习问题。
第10卷，收录先生翻译的哲学著作，包括《自然与生命》[75]《唯心哲学》[76]《现代哲学倾向》[77]。《自然与生命》是英国哲学家怀特海（Whitehead，A.）所著。该书收入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二集。怀特海主张：自然界不可以静止的、死板的单独事物视之；自然界乃是一种生命的历程与活动；宇宙是一个前进不已的历程，它有意向与价值为其指导力。《唯心哲学》是英国哲学家亨黎（Hoernle，R.）所著。亨黎把唯心哲学归纳为四大派：精神多元论、精神一元论、批判的唯心论、绝对的唯心论。他认为，这四派是互相影响、互相融会的。《现代哲学倾向》是美国新实在论创始人拉·巴·培里（Perry，R.）所著。培里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由于其对科学与宗教的偏颇态度，各有其本身不能克服的缺点。而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正是在反对传统哲学，并克服其缺点中形成起来的。
（三）论文卷别体系
第11卷，收录先生在《申报》《约翰声》《教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其中最早的文章《辩证法唯物论批判》[78]发表于1934年，最晚的文章《试论皮亚杰的结构主义》[79]发表于1982年。先生将自身研究与民族复兴紧密相连，关注青年教育问题，发表《青年的思想问题》[80]《大学生与哲学》[81]《上海青年的再教育》[82]等。先生认为，建设新的中国，必须建设新的文化，先生透彻分析《中国人的自然观》[83]《中国人的社会观》[84]，探寻《中国文化的出路》[85]，主张《以教育救中国》[86]。先生关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注重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发表《关于改进教育与教学的若干问题》[87]《谈谈生产劳动与普通教育相结合的几个问题》[88]等。文章按照时间顺序排列，通过阅读，既可以清晰厘清先生学术思想发展轨迹，又可以感悟先生治学视野之广阔。
第12卷，收录先生在《儿童教育》《山东师范学院校刊》等刊物上发表的译文、散文、教育见解、书评，并首次在国内公开出版其博士论文。第1部分，为先生翻译的论文，先生始终关注国际前沿知识，研究西方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先后翻译《柏拉图的哲学》[89]《学习的电化论》[90]等。第2部分，为先生发表的散文及教育见解，先生建议青年们在选择职业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到祖国的需要，对祖国的建设事业要有一种全面的和长远的看法。第3部分，为先生所作西书介绍，新著介绍等。第4部分，以英文形式呈现先生的博士论文“Method in Moral Judgment： An Intercultural Analysis”[91]。先生对中西方道德判断方法作出比较分析，大量吸收中国儒家以及杜威、劳普、米德等西方学者的思想。对丰富改造主义教育哲学研究、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跨文化交流的意义。
（四）宗教研究卷别体系
第13卷，收录先生的宗教学及宗教哲学研究著述，包括《中国回教史》[92]《儒释道耶回五教基本一致性》[93]等。《中国回教史》奠基了先生在回教界的地位。该书对民国时期的中国伊斯兰教的组织、教育、《古兰经》的翻译、伊斯兰刊物等作了较系统的阐述。1936—1937年间，先生受邀作题为“儒释道耶回五教合一”的演讲。先生倡议，我们再不能盲从了，再不能虚赏了，我们要卷起袖子，拿定志向，去工作，去观察，去追求。要把藏之深山的钻石，用于当世。卷末为了更为全面地把握先生的学术思想、了解先生的学术人生，收录关于研究和怀念先生的文章。
编纂《傅统先全集》，我们得到先生次子傅贻谷先生的授权，并提供大量图文、资料。得到先生之弟子陆有铨、魏贤超、张晓鹏，以及全国各地关注先生全集工作的专家学者的帮助。2020年，是先生诞辰110周年，也恰逢山东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编纂工作也得到学校的高度重视。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20年5月1日
【注释】
[1]傅统先，张文郁. 教育哲学讲话［M］. 上海：世界书局，1947：18。
[2]傅统先. 哲学与人生［M］. 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12：自序。
[3]梁自洁. 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传：第1集［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285。
[4]傅统先. 哲学与人生［M］. 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12：366。
[5]傅统先. 以教育救中国［J］. 观察，1947（12）。
[6]傅统先. 教育政治与哲学［J］. 教育与文化（上海），1946（3）。
[7]周福如. 筹备中的康乐义务学校［J］. 教育学报，1947（1）。
[8]王伏平. 傅统先及其中国回教史［J］. 回族研究，2007（1）。
[9]白寿彝. 中国回教小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题记。
[10]贺麟. 斯宾诺莎主义的宗教方面［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2）。
[11]同上。
[12]傅统先. 知识论纲要［M］. 上海：作家书屋，1933：280。(www.xing528.com)
[13]同上。
[14]傅统先. 新物理学中之宇宙观［J］. 光华大学半月刊，1934（3）。
[15]傅统先. 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1。
[16]傅统先. 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56。
[17]傅统先. 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238。
[18]欧阳哲生. 胡适文集（第12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95。
[19]同上。
[20]张东荪. 科学与哲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7。
[21]刘凌，吴士余. 中国学术名著大词典［Z］.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41。
[22]傅统先. 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序言。
[23]张东荪. 唯物辩证法论战［M］. 北平：民友书局，1934：弁言。
[24]沈志远. 苏俄哲学思潮之检讨载［J］.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4（1）。
[25]傅统先. 教育哲学讲话［M］. 上海：世界书局，1947：138。
[26]“美国学派”，以先生的导师劳普教授为核心，其成员包括进步主义现代实验主义者阿克斯特尔（Axtelle，G.），美国进步教育联谊会的主席贝恩（Benne，K.）等美国教育家。该学派主张，以“民主而不强迫的社群”（un-coerced community of persuasion）的理想作为道德判断充分性的保证。
[27]Foo， Thoong-sien. Methods in Moral Judgment： An Intercultural Analysis［D］.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50： 5-6.
[28]Foo， Thoong-sien. Methods in Moral Judgment： An Intercultural Analysis［D］.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50： 45.
[29]陆有铨，等. 傅统先教授的学术人生［J］. 教育学报. 2010（5）。
[30]涂诗万. 杜威教育思想的形成［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27。
[31]傅统先. 全体性的哲学与教育［J］. 学林，1941（8）。
[32]傅统先. 全体性的哲学与教育［J］. 学林，1941（8）。
[33]同上。
[34]同上。
[35]皮亚杰. 儿童的道德判断［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序言。
[36]傅统先. 试论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J］. 教育研究，1979（2）。
[37]傅统先. 试论皮亚杰的结构主义［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6）。
[38]傅统先. 教育哲学讲话［M］. 上海：世界书局，1947：18。
[39]同上。
[40]傅统先，张文郁. 教育哲学［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2。
[41]傅统先，张文郁. 教育哲学［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1。
[42]傅统先，张文郁. 教育哲学［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6。
[43]傅统先. 儿童品德教育讲话［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4：9。
[44]傅统先，张文郁. 教育哲学［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14。
[45]顾国华. 文坛杂忆全编6［M］. 上海：上海书店，2015：86。
[46]傅统先. 教学方法讲话［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4：6-8。
[47]傅统先. 教学方法讲话［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4：75-76。
[48]胡锡奎. 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与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J］. 科学通报，1954（5）。
[49]怎样阅读参考书. 山东师院［N］. 1955年12月10日。
[50]傅统先. 知识论纲要［M］. 上海：作家书屋，1933。
[51]傅统先. 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52]傅统先. 美学纲要［M］. 上海：中华书局，1948。
[53]傅统先. 教育哲学讲话［M］. 上海：世界书局，1947。
[54]傅统先. 反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55]傅统先. 教育哲学［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56]傅统先. 逻辑纲要［Z］. 上海：大夏大学等及各大书局，1939。
[57]傅统先. 哲学概论工作手册［M］. 上海：世界书局，1944。
[58]傅统先. 哲学与人生［M］. 上海：世界书局，1945。
[59]傅统先. 教学方法讲话［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4。
[60]傅统先. 儿童品德教育讲话［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4。
[61]傅统先. 谈谈怎样教育子女［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
[62]杜威. 经验与自然［M］. 傅统先，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63]杜威. 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M］. 傅统先，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64]杜威. 自由与文化［M］. 傅统先，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
[65]杜威. 人的问题［M］. 傅统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66]皮亚杰. 儿童的语言与思维［M］. 傅统先，译. 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0。
[67]皮亚杰. 儿童的道德判断［M］. 傅统先，译.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68]考夫卡. 格式心理学原理［M］. 傅统先，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69]波林等. 心理学［M］. 傅统先，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7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部. 世界电化教育概况［M］. 傅统先，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71]傅统先. 发生认识论［J］. 教育研究，1979（2）（3）（5）+1980（1）。
[72]皮亚杰. 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M］. 傅统先，译. 北京：文化出版社，1981。
[73]皮亚杰. 儿童的心理发展［M］. 傅统先，译.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
[74]加涅. 学习的条件［M］. 傅统先，译. 济南：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75]怀特海. 自然与生命［M］. 傅统先，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76]亨黎. 唯心哲学［M］. 傅统先，译. 上海：中华书局，1941。
[77]培里. 现代哲学倾向［M］. 傅统先，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62。
[78]傅统先. 辩证法唯物论批判［J］. 载于张东荪著《唯物辩证法论战》，上海：民友书局，1934。
[79]傅统先. 试论皮亚杰的结构主义［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6）。
[80]傅统先. 青年的思想问题［J］. 美商青年，1939（1）。
[81]傅统先. 大学生与哲学［J］. 教育杂志，1939（5）。
[82]傅统先. 上海青年的再教育［J］. 平论，1945（3）。
[83]傅统先. 中国人的自然观［J］. 平论，1945（5）。
[84]傅统先. 中国人的社会观［J］. 人之初月刊，1946（2）。
[85]傅统先. 中国文化的出路［J］. 平论，1945（1）。
[86]傅统先. 以教育救中国［J］. 观察，1947（12）。
[87]傅统先. 关于改进教育与教学的若干问题［J］. 教育研究，1981（5）。
[88]傅统先. 谈谈生产劳动与普通教育相结合的几个问题［J］. 教育研究，1981（7）。
[89]傅统先. 柏拉图的哲学［J］. 约翰声，1931（42）。
[90]傅统先. 学习的电化论［J］. 教育杂志，1936（4）。
[91]Foo， Thoong-sien. Methods in Moral Judgment： An Intercultural Analysis［D］.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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