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风险沟通中的民主性原则：研究行政法问题

关于民主的定义存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派观点。^[31]仅从科技风险规制领域而言，民主性原则的含义是，作为一种制度建构与运行的基本原则，民主不仅强调公民参与行政行为的民意制约，更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科技风险沟通过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使最终决策照顾多数人的利益，提供决策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

科技风险沟通应当被视为民主过程，各方主体基于开放、协商与达成共识的基本理论参与沟通过程并作出最终决策。不同于以往强调“公众参与”——将公众视为科技风险沟通中弱者的观点，也不同于过往强调行政机关“信息公开”——将行政机关的行政权行使作为核心的观点，更不同于传统风险沟通中增强专家成员独立性以“提高专家信任”的观点，在科技风险沟通中，任何一方都无力也不应为其他主体的权利代言，任何一方的改进也难以全面提升整个科技风险沟通过程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正当性。一方面，在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已经由政策层面显化到法规范层面的基础上，一味地强调加强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虽有其现实性需求，但从法律效果的角度而言，由公众参与、信息公开、专家论证等程序下行政决策的正当性才是最终法律效果的实现。在科技风险沟通中，如何保障沟通的顺利进行与沟通结果能够切实裨益于科技风险规制活动才是科技风险沟通法制建构所要保障的实质法益。另一方面，无论是信息公开，还是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均以保障科技风险沟通中各方主体的程序性权利之手段提升科技风险沟通的有效性。因此，无论是作为实体权利（职权），抑或程序性权利（职权），为了保障科技风险沟通活动的顺利进行，提升科技风险沟通过程的有效性、合法性与正当性，科技风险沟通活动必须遵循民主性原则。

在科技风险沟通中，民主性原则的实现有赖于有效的参与、充分的知情权利、自由的表达权利对科技风险沟通议程的控制与平等的决策权利，即将公众的角色由被管理者、规制政策的接受者转变为合作者、规制政策的共同决策者。这就要求在科技风险沟通法制建构中明确公众参与、共同决策原则。此外，民主绝不意味着对公众诉求的“一味妥协”。行政机关应当从法的明确性与规制总体目标考量，得出科学结论。

第一，公众参与应当是深层次、全方位与持续性的参与，公众有权围绕科技风险与行政机关等其他主体进行充分的沟通。从立法目的而言，科技风险沟通法制应当明确公众参与的目的是通过信息互通实现公众对科技风险的了解，降低恐慌，提高科技风险规制决策与行为的正当性，而非是单纯为了让公众接受科技风险规制决策与行为，提高其可接受性。从保障措施而言，科技风险沟通法制的程序性建构应当摆脱过去由人决定的程序，实现程序法定。这一程序性保障不仅体现了保障公众能够参与，而且应当达到公众能够自由表达意见并为行政机关所回应的程度，即对科技风险沟通公众实质参与的程序性保障。(www.xing528.com)

第二，科技风险沟通绝不应仅限于沟通，行政机关外主体应当被赋予一定的决策权，即科技风险沟通的共同决策原则。共同决策原则要求公众在科技风险规制决策中享有一定比例的决策投票权，这将超越以往仅赋予公众参与权、知情权的其他行政机关规制活动。这是因为，与其他公共事务相比，科技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行政机关、专家们无法通过科学知识知晓或预测其是否具有危害性与危害性后果大小。此时，行政机关单方无法对此行为承担相应责任，或是相应责任超出了其能够承担的范围。例如，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件的危害后果绝非一个地方或单个国家的行政机关能够承担的，相反，它的危害后果是全球性、长时间的。因此，民主性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将此事项交由公共决策，由民众对其行为承担责任。

第三，科技风险沟通的结果取舍中的科学性问题。科技风险沟通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公众风险认知的直觉过程，不管具体科技发明与应用的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如何，他们经常将该技术与健康威胁与环境污染联系到一起。这一思维起源于当前我国行政机关与公众关于社会发展理念的偏差与对立。公众直觉的风险感知可能会导致其他风险，德国的核能技术争议以政府宣布2022年之前全面撤销与禁止核能技术的商业开发与利用为结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为科技风险的核能技术规制尘埃落定。核能份额的减少必然带来传统化石燃料需求量的增加，如何妥善处置煤炭等能源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成为禁止核能技术民营化背后的衍生问题。^[32]正是以核能技术（科技）风险与化石燃料（传统）风险为样本可以得知，民众可能对具有历时性与渐变性的风险不甚敏感，却很容易将视线聚焦于具有话题性的新兴科技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