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风险评估包括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这些都依赖于科学数据。然而，在高度不确定的科技风险领域，代表科学的专家们很难达到或逼近绝对的真实，在这种情形下，科学研究只能给出一定的范围[16]，甚至连定性评估都不可能，科技风险评估掉入污泥沼泽。科学难以为风险评估提供确定性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作为科学代表的专家以及隐藏在科技背后的政治社会因素对科技风险评估的影响。
（一）在“反思现代性”的自反时代，科学不再被视为“唯一真理”
诸多研究与实践证明了科学的不确定性。简言之，科学不确定性可大致分为五类：（1）参数不确定，系指出于科学分析的瑕疵或讯息不明确所造成的不确定性；（2）模型不确定性，系指受限于科学理论的不充分及研究模式不精确所造成的不确定性；（3）系统不确定性，系指许多已知或未知因素之累积及交互作用所造成的不确定性；（4）障眼法不确定性，系指由人为控制某些研究变项或制造不确定证据之方式所造成的不确定性；（5）政治不确定性，指国家机关有意地作为或不作为所造成的不确定性，例如，可以忽略或选择性引用咨询及分析结果。科学的科学性一旦得不到保障，那么公众对安全的诉求就无法通过“数据”来判断。以美国转基因三文鱼规制为例，2017年8月7日，美国阿克邦特科技公司宣布已向加拿大客户出售10000磅转基因三文鱼。20世纪90年代初期，阿克邦特公司凭借此技术成立，他们通过加入来自大鳞大马哈鱼中的生长激素基因和大洋鳕鱼的基因调控元件，这些基因改造使得转基因三文鱼能够持续分泌低水平的生长激素。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5年11月批准这种三文鱼可供食用，六个月后，加拿大相关机构做出了相同决定。两个国家均不要求此类三文鱼标注经基因改造的标识。2016年，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倡导环保的一个组织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声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并不具备监管基因改造的动物的法定权力，且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做出这一决定时，未充分考虑环境风险。美国政府在2017财年预算法案中针对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项条款规定，在消费者完全了解他们购买的基因改造产品之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当禁止销售转基因三文鱼。[17]回顾该项目的风险规制过程可以发现，规制机构的观点一直是左右摇摆的，其重要原因在于科技风险评估制度本身的科学性问题。科技的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成本收益率等，科技的风险是高度不确定的，部分科技发明与应用依据当前技术无法探知其危害性，或者即使证明其危害性，也无法获知其危害结果大小，这无疑给科技风险评估带来极大困境。
（二）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导致作为科学代表的专家在面对科技风险时，往往无法得出“标准答案”(www.xing528.com)
事实证明，技术专家们对事关全人类生死存亡的巨大风险和灾难而作出的所有预测都是模棱两可的，都是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的，因此，无论某种可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和灾难是否真的存在，技术专家们的所有这些预测都早已失去了其作为预测的本真意义。[18]在实践中，专家们关于转基因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论辩与争锋，无不证明了这一点。一旦专家们无法从科学维度解释并得出结论，科技风险评估活动也就极易陷入“无知之幕”或“民主旋涡”的无意义争论之中，也为行政机关以自身利益代表科学或利益集团追逐利益提供了掩护。
（三）隐藏在科技背后的政治社会因素成为科技风险评估的主导因素，专家们不再被信任
在被定义为科学进程的时代，“科学”这一宏观词语在科技风险评估与管理过程中几乎占据统治地位。然而，事实证明科技风险评估并不仅涉及科学问题，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风险评估结果要受政治、社会、法律与文化的深刻影响。[19]以英国的核能技术规制实践为例，核能风险评估中“风险和收益的量化计算为风险评估提供了物质的和‘理性的’基础，而那些拥有内在价值或生命的收益是不可计算的观点被核机构作为误导的和反科学的理论而摒弃”，设计和发展核能的体制与实践导致了核能项目决策中的制度结构与信念系统失灵，公众讨论与民主参与的范围也被缩减。特别是1976年的温茨凯尔质询案中（质询英国Windscale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公众评论最高法官“几乎每个问题上都去寻找对英国核燃料有限公司有利的证据”[20]。科学的不确定导致的结果是，许多科技风险的界定与评价都可以被人为操控。此时，如果专家们不能公正地依循科学作出判断，那么科技风险评估将成为权威集团获取决策与行为的工具，而不是科技风险规制后续活动的科学依据，整个科技风险规制活动的科学性、公正性与实效性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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