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都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佳作与名篇，多年来它们毫无悬念而又无可争辩地被国家“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的编者们选入初中语文课本。《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两篇散文自问世以来得到了不同阶层、不同际遇的人们普遍的赞誉和认同。两篇散文的作者范仲淹和欧阳修有着共同的人生遭遇、一样的政治抱负以及极为相近的为文风格。他们在政治上都要求改革时弊，富国利民；在文学上都主张切合实际，重视内容，反对浮糜。他们顺应时代潮流，身处历史的风口浪尖，身体力行，不计得失，造福人民。他们站在高山之巅，一唱一和，遥相呼应，喊出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范仲淹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出身贫寒，幼年丧父，对下层人民的苦难感受较深。宝元三年（1040 年），在对外的积极防御中，他屡立战功。庆历三年（1043 年），范仲淹从陕西还朝，任参知政事，多次提出改革措施，均因保守派的阻挠而未果，于庆历五年（1045年）贬放邓州，后相继做过杭州、青州等地太守，谥号“文正”。
《岳阳楼记》为范仲淹庆历六年（1046 年）被贬邓州知州时应朋友滕子京请托而写。范仲淹在文中除了对岳阳楼周围景物的描写，更多的则是表达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旷达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老朋友滕子京当时被贬岳州，情绪低落，范仲淹感同身受，无疑也表达了他对滕子京的慰勉和规箴之情。范仲淹早年提倡革新政治，兴利除弊，可惜为保守派所不容。范仲淹从此被长期贬到有“江湖之远”的任州、青州等地，但范仲淹并未因此悲观消沉，而是矢志不渝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主张，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正可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岳阳楼记》无疑是范仲淹心志与情感的外化。
欧阳修亦为北宋文学家，早年追随范仲淹，抱负远大，晚年反对王安石新法，思想趋向保守。官最高至兵部尚书，培养了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等一大批文学大家，是宋代文学革新运动的引领人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谥号“文忠”。(www.xing528.com)
《醉翁亭记》写于庆历六年（1046年），为作者被贬滁州任太守时所作。作者在文中自号“醉翁”，其实言过其实，他在写这篇文章时才39 岁，并非“苍颜白发”。欧阳修在文中除了描绘醉翁亭一带的山水景色和游乐场面外，更多的则是表达了他被贬后寄情山水的复杂心理，以及“与民同乐”、聊以自慰的自得神情。欧阳修早年尽心竭力，支持范仲淹革新内政，亦因遭群邪所忌而惨遭逐放。欧阳修没有自甘沉沦，而是和范仲淹一样造福百姓，与民同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修其实并不完全“在乎”滁州的山水，他真正在乎的是“乐人之乐”的百姓情怀。不可否认，作者在《醉翁亭记》文中也含蓄委婉地吐露了自己少许的苦闷哀愁。
纵观《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两篇散文，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诸多共同点：一是写作年代及社会背景相同；二是作者的仕途沉浮相同；三是他们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进而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相同；四是二人改革时弊、富国利民的政治抱负相同。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两篇散文在整体的文化思想以及个人的情感态度上可谓“曲径通幽，殊途同归”。
（此文2014年8月14日年发表于《铜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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