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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狗包弟》的教学反思:这样走过

时间:2023-08-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在教学巴金的散文《小狗包弟》之后,总是感到有所欠缺,似乎总有什么东西没有能够理清楚:难道巴金仅仅是因为没有能够保护好那条小狗使其送命而自责忏悔吗?我在思索,我对自己的教学很不满意。巴金先生也是有良心的,否则他就不会写《小狗包弟》了。这才是巴金,并没有因为送走包弟这个包袱而轻松,反而因此背上了更沉重的包袱。(此文载于《真语文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

《小狗包弟》的教学反思:这样走过

我在教学巴金散文《小狗包弟》之后,总是感到有所欠缺,似乎总有什么东西没有能够理清楚:难道巴金仅仅是因为没有能够保护好那条小狗使其送命而自责忏悔吗?说出了这件事之后他就真的会轻松些吗?

我在思索,我对自己的教学很不满意。如果就课文而言,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可这只是教课文而不是用课文教学啊。巴金先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就写了这样一件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不幸之事,似乎也不只是为“文化大革命”的不幸而悲鸣。

直到我读了王开东的《委而不讽的道德自省——评杨绛先生的〈老王〉》一文,才有所醒悟。王开东的分析很深入,也许这正是他的“深度语文”所追求的。

老王是善良的,“我”是善良的,正是因为善良才使他们在那个不幸时代遭遇了不幸,都是善良惹的祸。而其不幸,谁是真正的不幸者呢?老王是不幸的,“我”是不幸的,所有的人都是不幸的,那是时代的悲哀,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可即使这样,杨先生依然认为“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杨先生称自己为“幸运者”,写这样一篇文章作为对如老王一样的人的内心愧怍,这是一种怎样的胸怀啊!杨先生真是一个“幸运者”吗?其实文章里,“文化大革命”中都没有幸运者和不幸者,只有不幸者和更不幸者。老王死了,“我们”却活了下来,“我”的不幸已经是幸运,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个人的不幸实在称不上不幸。那么,“我”为什么要愧怍?因为“我”对老王只有物质上的平等交易,没有感情上的对等投入。“我”只想到自己的经历和伤痛,却无视老王这些更孤苦者。通过反思,“我”深切感受到知识分子身上的清高与冷漠以及悲悯与忏悔的稀缺。

但是杨绛仅仅是因为悲悯和不幸才写这篇文章吗?钱钟书在给杨绛的《干校六记》序言中写道,杨绛还缺少一个“运动记愧”。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幸运者和不幸者。作为相对的幸运者,如果“我”能够无视不幸的老王,漠视他的情感和感受,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责怪“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幸运的人对“我们”所施行的伤害呢?

无疑,杨绛夫妇是很有良心的,他们没有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曾经给他们伤害的人和社会大加挞伐,而是用一颗善良的心包容和宽恕了那个时代,杨绛夫妇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崇拜和景仰的贤伉俪,或许不只是因为他们在文学领域里的杰出成就,更是因为他们那颗能够包容一切的善良之心吧。

巴金先生也是有良心的,否则他就不会写《小狗包弟》了。在“靠边站”了十三年零五个月之后,他刚获得“解放”就借包弟来反省自己,解剖自己,这有几人能够做到?

包弟尽管是历经几任主人才转到“我”家的,可它和“我们”一家人生活得是那样的融洽,和来到“我们”家的客人相处得是那样的和谐,是那样的极通人性。它会讨客人的欢喜,向客人作揖讨糖果吃,当“我们”远行把它放在妹妹家时,它依然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而当抄“四旧”的红卫兵到处打门捉狗时,包弟却不曾乱叫,也就不曾被捉了去。可因为“形势越来越紧”,“我”不得已把包弟送到医院去,其结局当然是供科研人员做解剖实验用。(www.xing528.com)

包弟送走了,“我”是否因此为甩掉包袱就轻松了呢?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是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这才是巴金,并没有因为送走包弟这个包袱而轻松,反而因此背上了更沉重的包袱。表面看来,巴金是因为没有能够保护好包弟使其送命而愧疚而忏悔,但在那样的环境里,“人”尚且不能得以保全自己,更何况一条狗呢。

读这篇课文,我们看出巴金的崇高,不只是他在借这条小狗的命运来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更应该看到,所有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好像做了一场大梦”。巴金对包弟的伤害,难道仅仅是一种伤害?难道因为写了这篇文章,心灵上的愧疚就有所减轻?有良心的人永远会因为自己在那个特别年代里做出的“不理智”行为而“在油锅里熬煎”。

再来看看文章的结尾:“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笑话,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这就知道了巴金写这篇文章,不光是为了表示一种歉意,而在真诚地解剖自己,在那个年代,自己也有不诚实的时候。

巴金的可贵,在“敢于讲真话,为人真诚正直,是一个值得人们敬佩的人”。巴金这篇文章的亲切,也在于它能“扫除我们心灵的垃圾,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无怪乎他能够成为2003年感动中国的人物: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历史巨变,一个生命竟如此厚重。他在字里行间燃烧的激情,点亮多少人灵魂的灯塔;他在人生中真诚的行走,叩响多少人心灵的大门。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热情、忧患、良知,将在文学史册中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辉。

(此文载于《真语文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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