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走过》：创作思想与理想失落的表述

史载之“勇悍狂狭”的宋江，作为梁山义军的领头人，定有其超人之处、过人之能、服人之德。这或许就是小说描写的“济人之困，周人之急”，文笔枪棒，样样娴熟，更兼孝义四著，美名远播。在北宋王朝政治昏愦、吏治暴虐的统治下，民生凋敝，故而宋江振臂一呼，云集响应，在山东形成了一支直逼北宋统治中心汴京的北方义军。

这支义军的核心人物，在作者将起义演义成小说时，当然也就成为了主要的描写对象。至于如何刻画这个人物形象，必定要符合作者的创作思想，这自然就与作者的生活经历和政治理想密不可分了。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说法不一。但不管是施耐庵还是罗贯中，抑或二人共同完成，从作品中都可反映出创作者对军事斗争的熟悉。民间传说施耐庵参与过张士诚领导的农民起义，并任张之幕僚，那么施耐庵熟悉张士诚及其军队生活当属自然之事。罗贯中与施耐庵生活在同一时期，大概也接触过军事斗争，否则在他创作的《三国演义》中，对汉末群雄割据、三国鼎立时代纵横捭阖的社会政治风貌就不会写得那样精彩绝伦了。我认为《水浒传》之宋江，《三国演义》之刘备，都是创作者极力推崇、将其理想化的结果。然而施、罗二公毕竟走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对自己参与其中的军队领袖的最后失败又不得不承认，故而在作品中也不得不对刘备和宋江的失败作客观表述。刘备虽然后来建立了蜀汉政权，但他并未能消灭曹魏、孙吴，与他当初“兴复汉室，攘除奸凶”的远大目标相去甚远，故而算不得成功；宋江的投降自然是直接的失败。

施耐庵能够参与元末农民起义，除了形势使然外，应该说与军队领袖个人品质也有关系，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这样的领袖人物身上，大概是作者投笔从戎的初衷。但据史载张士诚最后智穷力竭时，投降了陈友谅（陈也是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可并未受到厚待，反而被毒死，那么施耐庵（暂且不谈罗贯中）对宋江的描写和刻画，肯定就有张士诚的影子。作者既景仰张士诚的为人（张在起义前是京杭运河上押运槽盐的船夫，急公好义），又为其悲惨结局惋惜，于是在小说创作中，就显得十分矛盾：一方面推崇并歌颂宋江，另一方面又为宋江走投降主义道路葬送了义军辉煌事业而痛心。正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www.xing528.com)

尽管许多论者如金庸等人认为，在北宋年间，水浒英雄向朝廷投降，是最自然的结局，除此而外，要么是被封建统治阶级所镇压，要么是新的革命推翻旧的政权，其领袖当上新的皇帝（梁山义军当然不可能，因为宋江从没有想做皇帝的野心），但投降之后，结局又是什么呢？既然是同样的结局，不投降也罢。钟相、杨幺不屈而死，田虎、方腊战败而亡，何曾有一丝投降的念头。虽然不能说他们会比宋江等人更清楚统治者的残酷无情，但至少他们做到了“宁可站着死，不肯跪着亡”。然而宋江等人竟然选择了投降的道路，除了符合历史的真实外，于创作者来说，恐怕与经历了元末大动乱之后向往稳定安宁的生活环境也不无关系吧。

另外，《水浒传》中宋江平辽一事，将宋江的出征写得那么顺利，征进迅速，势如破竹，且一百单八将无一受到损失，凯旋而回，这当中无疑融入了作者的愿望。辽兵居住北地，而元之蒙古族统治者也是发端于北地，平辽的成功，难道不是希望抗元斗争取得彻底胜利吗？所以，关于《水浒传》的创作和对宋江这个人物的描写，笔者想作者一定是寄寓了自己的感情，他借两次农民起义斗争的相同性质，表达了对宋江——张士诚的复杂心情：既兴奋景仰，又失望哀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