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界中国：跨越时空的抹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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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出现茶道，是在奈良、平安时期，这一阶段饮茶的习惯从中国传入日本，开始了日本茶文化的本土化发展。但此时的日本茶道并没有衍生出自身特色，只是对中国茶文化的简单学习与拷贝。在日本宫廷贵族、僧侣与上层社会之中，种茶、制茶和饮茶都是效仿中国唐代。公元9世纪，日本出现“弘仁茶风”，但却只是昙花一现，未能形成气候。平安时代日本的茶文化，不管是形式还是精神，都是照搬中国《茶经》。而日本抹茶道的成立，则要延续到室町时代中期，也就是所谓的东山时代。

室町时代（公元1333～1573年）的日本对于中国宋代的茶艺非常向往，并模仿宋人斗茶之风形成了自己的斗茶。在室町时代前期，斗茶是日本茶文化的主流，但与宋代文人的斗茶不同，日本斗茶主要存在于武士阶层。因为这一阶层拥有举行奢华聚会的能力，同时也是为了扩大交际，向众人炫耀自己所拥有的中国物品。室町时代的斗茶经历了形成期与高潮阶段后，逐渐衰落，为东山时代的书院茶发展奠定了基础。

公元1396年，室町时代第三代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于京都的北侧建造了金阁寺，并以此为中心开创了“北山文化”。用黄金装饰的金阁寺，显示出足利幕府的奢华与尊贵，以北山殿金阁寺为代表的室町文化，被称为“北山文化”。在足利义满的儿子足利义持的支持下，小笠原长秀、金川氏赖、伊势满忠协完成了武家礼法的古典著述《三义一统大双纸》，这也是日本茶道礼法的基础。

公元1489年，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隐居在京都的东山，并修建了银阁寺，以此为中心开创了“东山文化”。东山文化是在北山文化之后室町文化发展的又一个繁荣期，是日本中世文化的代表，这一阶段初步形成了从游艺性的斗茶会向宗教性的茶道转化。

以东山文化为中心的书院茶文化之中，能阿弥（1397～1471年）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是一位武士出身的艺术家，不仅擅长插画、水墨画，而且精通鉴赏之道，尤其精于中国画的鉴定。在幕府中，他侍奉了义教、义胜、义政三代将军，负责管理将军所搜集的文物，为日本抹茶道做出了突出贡献。能阿弥制定了书院茶室的装饰式样、茶架的装饰以及茶艺的技巧。他还规定沏茶的时候必须要穿上武士礼服，茶具的摆放位置、拿放的动作、移动的路线，甚至对于进出茶室的走路步数都做了具体的规定，而抹茶道的点茶礼法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www.xing528.com)

足利义政所修建的东山殿建筑，除了银阁寺之外，还有同仁斋。同仁斋的地面铺设了四叠半大小的榻榻米，这是抹茶道茶室地面的基础，日本将这种建筑风格称之为“书院式建筑”，而在书院式建筑里进行的茶事自然也就被称之为“书院茶”。在书院茶中，主人和客人都要跪坐在榻榻米上，主人为客人点茶，客人也要以跪坐姿态享用茶。在能阿弥的倡导下，原有的奢靡嘈杂的斗茶会被改变，安静的新茶风逐渐形成，书院茶没有比赛，更没有奖品，茶室之中要求绝对安静，主客之间的问答也要简明扼要，不能破坏饮茶的氛围。书院式建筑的产生将日本人从唐宋得来的艺术品和日本建筑巧妙融合在一起，将立式的禅院茶礼改变成日式的跪坐茶礼，是真正意义上中日文化的结合。

如果将能阿弥称之为日本抹茶道的先驱，那么村田珠光便是日本抹茶道的鼻祖。村田珠光（1423～1502年）出生于奈良，幼年便在净土宗寺院里出家做了沙弥，而他却不遵守寺院的规定，因而被逐出寺院。他听说日本禅宗的重要人物一休宗纯在京都的大德寺，便前去拜师参禅，学习到了禅宗的精华，并将禅宗和茶道结合起来，开创了“草庵茶”。

禅和茶的结合，是日本茶道形成的一大关键，村田珠光的佛教思想让茶事活动有了深邃的思想内涵。在能阿弥的推荐下，晚年的村田珠光成为足利义政的茶道老师，在充分了解东山文化书院茶，并接触到足利义政所搜集的大量艺术文化珍品之后，他的茶道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飞跃，源于平民的奈良流“草庵茶”与贵族阶层的“书院茶”结合起来，完成了茶文化到茶道升华的重要一步。

茶的民间化、茶禅结合、贵族茶和民间茶的结合，是日本茶道形成的三大重要步骤，而通过村田珠光一生的实践，他完成了这一关键性工作，原本饮茶娱乐的形式提升为艺术、哲学、宗教相融合的形式，日本抹茶道得以确立。

村田珠光所主张的“茶汤之道”倡导人生而平等，追求内心，爱好洁净，讲究客风与主风，也重视抹茶道的风采。他将自己的茶道思想总结为“谨、敬、清、寂”四个字，这一思想对日本茶道创始人之一武野绍鸥和其弟子——茶道宗师千利休影响甚大。千利休在此基础上对茶道思想进行了改进，让它更符合日本人的社会观念，“和、敬、清、寂”也成了日本茶道的核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