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茶与日本抹茶的兴衰，茶界的转变

日本茶道的开端，起源于中国茶道东传。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日本禅师最澄作为学问僧来到大唐，于次年学成回国，将茶籽带回了日本，在滋贺县种植。另一名禅师空海，在大唐停留了较长时间，归国的时候也带走了大量的茶籽，还带回了中国茶农制茶的石臼与制茶技术。因为崇尚唐朝文化的嵯峨天皇喜爱饮茶，寺院之中便开始大量种植茶树，皇室也设立了茶园，饮茶之风由此推广开来。

日本古代茶道在奈良、平安时期，完全承袭了唐风。起步阶段，它从形式和内涵上都继承了陆羽《茶经》的理念和方法。进入镰仓时期，日本茶道才出现了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本日本茶书《吃茶养生记》。这本书的作者荣西禅师也曾经是一位学问僧，在宋代时两次前往中国学习佛法。在中国生活期间，荣西禅师受到宋人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对于茶事非常痴迷。在宋代寺院里，他耳濡目染，处处留心，学会了宋代流行的末茶点茶法。

荣西禅师回国的时候，不仅携带了大量的茶籽和茶具，而且更重要的是带走了陆羽《茶经》的手抄本。他将这本书奉若珍宝，带回日本作为参考，完成了日本的首部茶经《吃茶养生记》。这本书不仅介绍了饮茶的益处，还结合荣西禅师自己的见闻体会，对于宋代的各大寺院之中僧侣们的茶礼、寺院茶作了详细的记录和讲解。与此同时，荣西还记录了当时宋代的末茶，为日本的抹茶点饮法奠定了基础。

末茶点饮法传入日本之后，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对于日本茶道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便是千利休。作为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对于日本茶道摆脱中国茶道影响并发展出自身特色有着卓越的贡献。当时日本流行的茶道倡导铺张奢华，而千利休的茶道思想则完全不同，他主张质朴饮茶，重视茶道的精神内涵。进入晚年之后，千利休提炼出了自己的茶道美学，以和、静、清、寂为灵魂，对日本茶道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末茶的影响之下，日本抹茶迅速发展，但它也曾经遭遇到发展危机，因为人们不再重视饮茶，茶室招不到学徒而逐渐衰退。一直到战后日本经济陷入大萧条，战争遗孀和孤儿为了找到存活下去的方式，开始从事茶道教学，才逐渐唤起了人们对于茶道的重视。后来，日本文部大臣倡导提振抹茶对日本的影响力，希望将女子茶道作为女性必备修养，茶道在女性之中流传开来，很多女子学校开设茶道课程，才逐渐让抹茶再次受到欢迎。

现代日本茶道总体可以分为“抹茶道”和“煎茶道”两大门派，但“抹茶道”最具代表性，其门下弟子也最多。现今在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抹茶道”又分为“表千家”和“里千家”茶道，流传面极广，盛行全国，促进了日本饮茶风俗的民众化，促使日本人民广泛用茶。

当末茶饮茶法东传并在国外大力发展，在中国却遭遇了重大转折。元明时期的中国古代茶史在一系列社会动荡、国力衰微以及统治者政策影响下，逐渐由鼎盛走向衰落。唐宋时期兴起的末茶文化和与之相对应的贵族式雅致茗茶生活也受到了极大冲击，零落式微。饼茶进一步被边缘化，末茶衰落，叶茶和芽茶逐渐成为中国茶叶生产和消费的主流。

宋代精致的茶文化，复杂精巧，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财力和精力。而元代统治者并不能理解这种陌生的中原文化，对他们来说“一日不可无茶”是为了清理肠胃，是出于实际的功用考量。宋代茶礼茶俗在其眼中，是繁文缛节的无意义之举，因此中国茶文化在元代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断层时代。

茶虽然产于江、淮以南，但在北方地区也有热闹的茶市。我国自古就有皇室和少数民族和亲的历史记载，吐蕃也因此成为最早接受汉地饮茶习俗的民族。13世纪40年代，蒙古兴起后，就和吐蕃建立联系，茶作为上层文化交流的珍贵礼物，常用于馈赠和接待贵宾。蒙古上层贵族惯于饮茶后，茶叶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而茶作为止渴、消食的饮料，正好符合蒙古人生活需要，因此它被广泛接受。从13世纪下半叶起，蒙古人已经将茶作为日常不可或缺的饮品。(www.xing528.com)

元代饮茶不仅继承了汉人茶饮的方法，也吸收了周边少数民族的方法，茶叶混合了其他食物被碾碎，加上酥油调和，再用沸水冲点，这种制作方法是游牧民族中常见的饮茶法。元代宫廷则采用煎茶法，历史上有武宗“因渴思茶”的记载，说明饮茶已经是他的生活方式。

元代饮茶法在吸收中原茶文化的基础上集合了藏地饮茶特点而变得丰富多彩。少数民族钟爱的酥油茶和香茶在民族聚居地也流行起来，各民族茶文化与茶习俗互相影响，民间茶饮方式呈现出多元化与变迁。

*日本抹茶美食

明代统治者认为，泡茶饮法“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清饮茶因此受到推崇，而团茶碾磨成末茶的做法被认为夺走了茶的自然之性。随着散茶加工工艺的提升和社会品饮风尚日盛，朱元璋下令废除团茶，改贡叶茶，这种简便的饮茶方式在宫廷生活中推广开来，进而遍及朝野。朱元璋第七子朱权创立了茶社，提倡从简，改革了传统的饮茶方式，并简化了茶具，现代人常用的沸水冲泡法由此开端。

除了冲饮叶茶之外，明朝的砖茶也成为制茶业的一大部分。明朝茶有内地茶和边茶之分，而边茶便是指砖茶，主要用于出口，服务明代的茶马政策，对周边少数民族起到牵制作用。而内地茶则主要供给民生日用，大都是精制茶，而且都是散茶。

茶的艺术是将茶的品位与人的精神相结合的艺术，陆羽在《茶经》中提出中国茶文化“精行简德”的精神，他认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这作为历代茶人所遵循的指导思想，也发展成日本草庵茶思想的源头。但末茶发展到宋代，饮茶者已经背离了“精行俭德”的初衷，将茶视为珍奇贵重之物，争相斗富。重茶艺之器具，而轻茶道之精神，二十四样茶器缺少了一样，就不能叫作饮茶。从这个角度来看，明代贵族饮用叶茶和芽茶，具有返璞归真、平淡自然的饮茶精神和生活态度，将珍贵的末茶作为女儿的嫁妆之事也不再有了。《明会典》中记载，各亲王之国每月要消费茶芽五斤、茶叶二十斤，也没有再提及末茶。

明代文人雅士饮茶时，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品茶环境、氛围、意境和情趣的追求上。“茶，宜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青石旁，绿鲜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这便是明代雅士眼中最宜茶的情境，清、洁、雅、静的意境，和泉甘器洁、茂林修竹，成为品茗的佳境，至于是否为末茶，已经不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