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在小説與道教等文學研究發展過程中所展示的那樣，人類學研究田野調查的方式對道教與文學的研究資料和視野的拓展影響頗深，也爲近現代道教與民間信仰的研究提供了諸多原始材料。特别是對廟宇碑刻、民間儀式文本和口述文學的整理工作，爲道教與民間文學的研究提供了可能。這與近代西方研究的科研項目建構模式亦有一定的關係。以北京爲例，就有多個科研項目在對與道教及民間信仰有關的現象進行綜合的調查與研究。如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參與其中的名爲“聖城北京——禮拜結構以及市民社會”項目，這個項目的許多結果已在《三教文獻》期刊中發表。又如法國遠東學院教授吕敏(Marianne Bujard)也在從事題爲“北京的寺廟：碑文及口頭資料——帝國首都的社會歷史”的研究項目，法國和中國的學者們在這個項目中對北京1403年至1949年期間建造的所有寺廟進行了詳細的清點[94]。美國普渡大學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也在研究北京的宗教史，該專案名爲“中國的宗教和社會”。這些資料收集工作進行的地點將成爲此後一段時間地方道教與民間宗教活動，特别是利用碑刻、民間文本、口述文學等資料探討的中心。
在跨國網絡和跨域研究的思路下，海外一些國家也開展了華人道教廟宇的田野調查工作，如加拿大學者丁荷生(Kenneth Dean)在新加坡進行的“新加坡廟宇分布調查”與“中新兩地廟宇跨國網絡研究”，對新加坡隸屬道教的諸多廟宇碑刻進行了收集和整理[95]，爲進一步研究基於碑文表述而傳達的道教跨國神聖網絡提供了基礎的材料。這類資料匯集的工作在福建、廣東、華北、湖南、四川和瑶族等地區已經形成了成熟的方法和問題意識[96]。(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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