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性别研究理論的不斷成熟[76]，西方對中國傳統女性的研究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在女性身體觀、社會禁忌、權力關係等方面産生了一批豐富的作品[77]。雖然薛愛華(Edward Schafer)的研究很早就觸及唐代文學文本中龍女等神聖的女性形象，但是嚴格來説，這種對女性形象的發現尚不能納入現代性别研究的框架中[78]。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宗教與文學領域才開始出現基於性别意識的對文學作品中女性宗教形象的重構。同時受到中國傳統文學與社會性别理論訓練的女性研究者大約是最早開始深究這一課題的。如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亞洲近東語言文學系教授管佩達(Grant Beata)對寶卷等文本中妙善和何仙姑等面對宗教追求的矛盾身份的分析，即展現了由性别帶來的宗教文本中女性求道故事的不同叙述模式[79]。對明清以前女性的研究由於文本的簡陋更多地借鑒了身體、權力等現代學術觀念得以重建。聖地牙哥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歷史系教授柯素芝(Suzanne Cahill)對唐代修道女性魚玄機等的研究甚至認爲女性在修煉中承受的身體暴力是她們苦行的一種方式[80]，對女性特殊的宗教實踐方式和記録模式的分析通過性别理論的闡釋彼此深化並逐漸成熟起來。
由於文學和歷史資料的極大豐富，明清女性的宗教身份與活動是其中最爲活躍的方向，社會史領域的關注點也逐漸滲透到文學研究的領域。女性在宗教活動中的權力表現[81]和女性宗教活動帶來的社會焦慮在文學研究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體現。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蔡九迪(Judith Zeitlin)對十七世紀文學中的女鬼形象的考察揭示了中國文學特别是抒情詩歌中對鬼怪的審美和形象描繪傳統的重要性[82]，她此後的研究更加注重喜劇和視覺藝術中鬼神形象的發展，體現了藝術史和宗教研究結合的可能[83]。與此前社會史研究揭示的宗教對女性地位的改寫類似的，明尼蘇達大學歷史學教授王安(Ann Waltner)對基於文人創作的女性仙傳而廣爲流傳的曇陽子事件展開了深入的探討[84]，研究者的史學背景常常使得此類研究雖也關注於與曇陽子相關的傳記與書信類傳道材料，但是更多的目光則集中於她所熟悉的晚明的文人社會思想與宗教生活的特點。(www.xing528.com)
基於這些對不同時段女性道教活動的零散的研究，從歷史演變的角度重述作爲整體的女性神仙與修道群體的發展過程開始成爲可能的嘗試。在此方面的集大成者是法國國家科學院巴黎東方語言文化學院中文系主任戴思博(Catherine Despeux)與波士頓大學宗教與東亞研究系孔麗維(Livia Kohn)合著的《道教中的女性》，該書的三個章節分别對女性神靈、女仙和女性修煉者，以及女性的修煉方法加以介紹，對女性與陰陽哲學觀念、女性的社會地位等婦女史相關議題都提出了基於長時段歷史的考察的結論[85]。明清女性與文學的發展啓發了文學研究領域對女性創作的宗教類材料的發現，近來有趣的研究如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副教授Wang Yanning從女性研究的角度展開的對清代才女創作的一類被稱爲“女游仙”的詩歌的分析[86]。這類由女性創作的游仙詩揭示了性别在詩歌創作中的影響，這種影響也反映在詩歌所借用的宗教意象上。雖然這類研究並没有涉及道教經典與儀式等面向，但是也反映出道教與文學結合的過程中不斷受到歐美社會史和文化史研究風氣轉向的影響，風光一時的女性研究不僅在歷史學界觸發了研究者對女性生活和宗教活動的細緻觀察，也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不斷發掘著性别與文學、宗教等之間新的結合點。但是這些研究所面臨的挑戰也是顯見的，研究者對相關宗教背景的陌生，在解讀詩歌的細節時有可能出現由此帶來的誤讀和無法深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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